深秋，位于北京朝阳区定福庄东街的中国传媒大学，走进校门，穿过一片景色怡人的核桃林，在实验教学楼门口，记者终于见到了传媒科学研究所所长夏征宇教授。坐在一层的咖啡厅里，耳畔传来的是悠扬的乐曲声，这位电子与信息研究、媒介研究专家，难得地静坐下来，向记者谈起他在互联网、新媒体与媒介融合研究领域，以及他在中国传媒大学的点点滴滴。
他说：“我很赞同保罗・莱文森的一句话：‘对信息传播效率的追求，无论它叠压在商业、艺术、科学的动机之下也好，抑或它没有附加的动机也好，都非常合乎逻辑地（尽管可能是无意识地）走向了合乎人性的动机。’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在跨媒体整合营销传播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互联网作为一种新媒体，它有新媒体自身的一些性质和特点，但作为媒体，也可以用媒体一般性的衡量标准，放进跨媒体的框架中，准确把握它的发展方向与规律。正如董仲舒的一句话：天不变、道亦不变。”
从华中工学院的高材生，到参与引领并改变中国媒介调研、数据整个行业、被称为“传媒界的奇才”，再到为中国传媒培养人才、踏踏实实做研究的博导，夏征宇在新媒体时代不断转型，走出一条融合之路，并贯穿他人生经历的每一个脚步。“我对融合有着深刻的体会，同时也热爱、擅长。”
涉猎广泛，一生受益
“新媒体本身是有融合性、交叉性思维的，（研究者）第一要有理工科、数据逻辑的基础，第二要有很好的艺术涵养和修养。”――夏征宇
夏征宇是武汉江夏人，自小在武汉与鄂州长大。1978年，16岁的他以优异成绩考入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船舶与海洋工程系舰船设计与制造专业，当时是全校录取分最高的专业之一。“我们这代人在那个年代都富有激情和理想。当时因为特别喜欢看电影《南海风云》，是一部反应西沙海战的影片，看了之后很提气，唐国强饰演的年轻舰长，身穿海军衫，头戴海军帽，很帅。我还读过一些战争回忆录，始终有一颗报国心。所以在高考填写志愿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华中工学院舰船设计与制造专业，梦想将来为我国成为海洋强国贡献力量。”
入校后，虽然年龄在班里偏小，但是夏征宇的学习成绩却名列前茅，尤其是数学、英语、物理、力学、推理逻辑等科目的成绩一直非常优秀，并以其天赋和全面的才华深得老师和上下几届同学的喜爱。但是，对金属材料、焊接等课程就不太感兴趣，有时还逃点课，泡在图书馆看自己喜欢的书，主要是哲学、艺术、历史等人文方面的书籍。
本科毕业后，夏征宇顺利考研、考博。“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国船舶工业不景气，课题来源窄，经费少，恩师也患上了帕金森综合症，所以我在博士期间读得比较辛苦，很大程度上靠自己创造条件。因此，博士课题没有选择耗资大、牵涉人员较多的实验性课题，而是选择了以理论计算、数值仿真作为方向的博士论文题目。”这样，他开始对新兴的计算机、人工智能、信息与系统科学等学科感兴趣。“因为本科、硕士期间打下的数学基础非常好，逻辑能力、动手能力、算法、编程能力都很强，所以适应起来并不难。尤其是我的知识结构和艺术感觉给了我在不同学科交叉融合方面一生的帮助。”
不仅如此，夏征宇的业余爱好还非常广泛。“小时候看父亲拉二胡，看表哥拉小提琴，自己也可以上手拉几下。中学期间正值文革后期，我几乎就是在文艺宣传队中度过的，后来宣传队需要，家里咬牙花39元买了一把小提琴，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没有专业的老师教，完全是自悟。”进入大学，他在著名的华工文工团管弦乐团里拉了两年小提琴。他说自己最喜欢贝多芬，最喜欢拉《梁祝》，还有罗马尼亚电影《奇普里安波隆贝斯库》里的叙事曲，莫扎特的《土耳其进行曲》、《弦乐小夜曲》等。还在学校博士生圈里开过交响乐欣赏讲座，那个小圈子里的同学现在都是院士、教授、总裁、总监……如今，国家大剧院只要有世界名乐团来演出，他一定到场。“交响乐最体现融合、和谐，从形式、配器，到旋律、节奏，都体现了融合、相互协调。这与我日后做互联网与新媒体研究是一样的道理。”
此外，他还喜欢下围棋（业余3段）、打桥牌，曾获华工、湖北高校的冠军、武汉市甲级队第四名。令夏征宇一生最难忘的，是他读博士期间做计算时，与华工计算中心的青年老师结下的深厚友谊。“我是搞水波计算仿真。以当时的计算条件，每算一个速度点就要花3-4个小时，大量计算要在晚上通宵进行。好在计算中心计算机辅助设计机组的几位青年老师都是围棋迷，晚上几个人自告奋勇愿意陪我加班，我一个一个陪他们下指导棋，时间一到，就匆匆赶到地下机房检查计算结果。”夏征宇充满深情地回忆道。
回望自己的学习成长经历，夏征宇总结说：“我对学到的东西很容易产生新的想法，并贯穿起来，一生受益。现在，每当面临新的思潮、新生事物，自己的敏感程度、适应程度、以及迅速走向前沿的综合能力，这种本能就发挥出来。”
改行传媒，融合开拓
“互联网和新媒体讲交叉融合，而回顾我走过的路，经历比较丰富，从事的领域也较多，本身就是一条融合的路，并贯穿我人生经历的每一个脚步。所以，我对融合有着深刻的体会，同时也热爱、擅长。”――夏征宇
博士毕业后，夏征宇留校任教，教的仍然是他所学的专业。什么时候开始接触传媒？他称这一切改变皆是因为家庭和孩子。“孩子出生后不久，我夫人脱产到北京读博士，读的就是传媒。”在南方一些校友的反复邀请下，夏征宇一步三回头地下海了。他南下广东，在一家外资电子企业里做总经理特别助理兼产品策划总监。在这里，他发现了一个与学校完全不一样的世界，工作节奏、管理模式、工作效率都不一样。
1997年，因夫人博士毕业进北京广播学院任教（现为中国传媒大学），夏征宇决定北上，一家团圆。他被北京一家跨国传媒集团高薪聘请，也就是现在的实力传播集团（ZenithOptimedia），隶属于阳狮集团（Publicis Groupe），是全球领先的媒体传播公司，也是最早倡导和最坚定执行媒体投资回报（ROI）的代理公司。“我夫人是做传媒的，家里有很多关于传媒的书，我每次看到这些书，就会有很多想法融进去，看到前沿的东西，我就会想将来该怎么发展，其他行业该怎么融合。” 这是夏征宇第一次华丽转身。在这里，他了解到最好的调研系统，“我之前完全没有接触过广告、媒介，他们看中我的就是系统的集成能力和统计分析能力。这家传媒集团把国外先进的数据分析方法带到国内。那时候宝洁在媒介投放这块，都是由我们公司负责集中购买、投放。1998年公司媒介投放是30多亿元，我主管调研、数据分析和系统集成，当时公司这方面预算是年度1000多万港币。”
凭借良好的数学基础和系统的编程能力，夏征宇在新的领域如鱼得水，引领并改变着整个媒介、数据这个行业。很快，同行中人便都知道了他的名字，他笑说：“大家起初都以为我是港台来的，因为从没听说过我的名字。”
夏征宇回忆，那时，实力媒体每两个月要出一次《通讯》，然后各大媒体广告部都会收到，上面有新的发现、新的观点。媒介基础部分，平面媒体过去叫阅读率调查（读者调查），早年有新生代做读者调查；还有央视调查咨询公司CTR，这两家比较出名。然而，这两家公司之所以能在中国发展起来，与夏征宇有直接的关系。“新生代用的是英国调查局的一套方法，用美国TELMAR公司的分析软件。他们做起来，需要基本客户，具体怎么分析、做案例，都是我们给他们做案例，然后他们全国推广。CTR也做读者调查，我一直比较支持，还与他们签了第一笔大合同。”
而关于电视收视率，包括规范、使用，夏征宇一直都在做基础性、开创性的工作。“那时，刚经历了收视率传统的调查方法和机顶盒测量方法的过度，是数据采集技术上的转型，大的数据分析建模都是我做研究。”
现在回想起来，夏征宇说：“如果我当时不在外企，就很少有机会接触到这些，他们给我提供了很好的平台和条件，我才得以发挥。外企注重流程、模式、标准，我也很受益。我很喜欢琢磨事情，研究事情发展的方向，并且追求完美。”
即便如此，夏征宇仍然觉得在外企每天做的并不是自己热爱的事情，“我不喜欢琢磨人，不擅长行政类的工作”。他想，如果自己开发产品、系统，会给行业作出更大贡献。于是，1999年，他决定离开公司，自己创办咨询公司，开发产品，做数据咨询（也就是智库）。当他递交辞呈的时候，老总以双倍甚至三倍的薪水挽留他，但他义无反顾。
然而，在咨询公司创办几年之后，多年来始终工作如一的夏征宇又转型了。“一是感觉到信息咨询工作的模式需要系统工具平台支撑，二是系统工具能在较快时间内成批培养优秀分析咨询人才。所以，我开始向IT方向特别是互联网转型。我是搞数据分析出身的，互联网的数据是最新、最大的，后来我投入若干年研究互联网媒体传播效果的定量化、标准化，数据的定量采集和分析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