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广播学院原副院长，新闻学学科带头人之一、博士生导师赵玉明教授，自１９５９年大学毕业以风华正茂之年跨入当时刚刚成为本科院校的北京广播学院，至今已满头银发。４０年来，赵玉明教授呕心沥血于中国广播电视史的教学研究工作，成为这一新闻学新兴分支学科创始人和建设者之一。
１９９２年，为表彰他在高等教育事业上做出的突出贡献，国务院决定发给他政府特殊津贴。在他的身上汇聚了如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九五”规划新闻学学科规划小组（学科评审组）成员、教育部新闻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新闻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史学研究委员会会长等一系列分明与实力和学养相关的社会职衔，更重要的则是他具有开拓性的学术实绩。在北京广播学院成立４５周年前夕，我们访问了他。
笔者：今年广院迎来了建校４５周年，您也伴随着它度过了４０个春秋。在大家的心目中，您这４０年可以说是兢兢业业、硕果累累。您是怎样走过这４０年的呢？
赵教授：我１９５９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来到新创办的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任教，主要从事中国广播电视史的教学研究工作。光阴荏苒，已经４０个年头了。虽然４０年只是历史长河的一瞬，但对一个人来说却是大半生的时间。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我所经历的这４０年，以１９７８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可以分作前后两个阶段。
三中全会前的２０年中，知识分子都是在持续不断的各种政治运动中胆战心惊地度过的。在那样的政治环境下，大学的正常教学秩序勉强维持，谈不上科学研究。倒是在三年困难时期，政治运动少了些，学院又一度暂停招生，我才有时间冒着走“白专道路”的风险，跑到北京图书馆和广播事业局档案室，泡在资料堆里查阅、抄录旧中国和解放区的广播历史材料，仅解放战争时期的广播原稿摞起来就有一米多高。那时没有复印机，凡是对研究广播史有价值的史料，我都是一页页地抄写下来的。但也正是这些原始资料的积累，使我对旧中国特别是解放区广播有了初步的了解。但可惜的是好景不长，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不停顿地大批判、斗批改、下农村、去干校……直至广播学院停办，又使我失去了许多宝贵的时间。１９７３年，广播学院恢复，我才又重新走上教学岗位。当时的新闻系几十名教师中仅有两名“文革”前的讲师，其余都是四十岁左右的“老助教”，每月工资五六十元，大家彼此彼此，仍然不停地在“运动”中苦熬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