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建立后，曾经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中国现代文学成为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基础课程，与此相应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教材也陆续出现。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唐弢和严家炎主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是改革开放前中国大陆的三部最有影响的现代文学史教材，此外还有各地高校和研究机构自编的教材。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发展和高校数量、学生数量的急剧扩大，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教材数量也越来越多，不同专家学者主编或独撰、由教育出版社和综合出版机构及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现代文学史教材，计有数十种之多，仅高等教育出版社一家就出版了多套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教材。这些教材的使用对象，总体上都是学习中国语言文学专业（亦称汉语言文学）的，从大类上看又主要是两部分，一部分是正式高校的学生，这是主体，其次还有参与中文本科和研究生自学的社会成人。
但是，当下中国高校的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从大学的性质和功能上又可分成三种类型：第一种是以“985”高校为主的综合大学，或省属的综合大学；第二种是师范类大学；第三种是专业和行业类大学。各个类型大学培养的人才目标和定位是不同的，毕业后的就职去向，培养目标和就业去向即所谓出口的不同，决定了培养方法、过程与体系的不同，简言之即课程设置（含学时与学分）、教材使用、教学手段也不相同。综合类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培养的学生，毕业后主要去向是党政机构、报刊出版、高等院校和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不少党政机构秘书和著名报刊杂志撰稿人多出自综合大学；师范类大学培养目标主要是教育机构管理者和中小学教师，目标定位清晰明确又稳定持续；行业类专业类大学的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培养目标，可以说是目标定位最含混不清的，比如，理工农医类大学的中文系或文学院，很多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教育的改革和体制的变化，意识到学习前苏联教育模式的单纯专业类大学存在弊端，纷纷向综合大学看齐，因而设立汉语言文学专业，是为了弥补综合性不强而采取的未遑深思和缜密论证的学科补短板行为，设立中文专业的目标定位大多不清晰；新闻传媒与艺术类大学，也是在建设小综合大学或为新闻艺术类专业打基础的思路下，建立中文院系和专业的。还有很多专业性大学则是在做大做强和高校扩招的大背景下，把原先为学校开设基础课的大学语文部改设为中文系或文学院。由于专业设置、培养目标和出口就业导向不清晰，所以这些高校的中文专业的课程设置、教学手段、教学环境（如图书）等，都与综合大学和师范大学存在很大差距。因而，在教材使用上也存在很大盲目性。即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教材使用而言，综合大学由于培养目标定位上的通识性、通才性，所以强调教材与教学的精深性与广博性，这些大学的中文专业往往都是学校的显学，师资力量强大，所用教材多采用自编和公开出版的学术性很强的教材。师范大学也由于培养目标和出口导向的明确，所以为了培养合格的中等教育领域的师资，教材和教学上也具有目标性，注重选择知识内容比较广博且作家作品分析见长的教材。最麻烦的是专业类和行业性大学，培养目标和毕业出口的含混，导致这类高校中文专业教材使用上因课时、学分的差异而五花八门、深浅不一、宽窄各异，教材使用上也是变化不断，时而采用综合大学大人才和通识教育目的下教材，时而采用师范类教材，时而采用自编教材。甚至一校之内使用的教材也不相同，如我所在的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本科采用综合类教材，而作为基础课为其他艺术类学院开设的现代文学课程，则受学时和学分限制，只能侧重于文学的艺术性讲授和作品解读与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