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媒大学2016级新生开学典礼上，时任副校长的胡正荣代表校方致欢迎词，其中这两句在网络上传播甚广：“来到北京，不一定非得采用‘北京瘫’的姿势，而应当勤奋学习、努力实践，要用阳光的心理、健康的身体、积极的态度去拥抱未来。”“西方的成功人士常给年轻人一个忠告：‘Aim high’。我把它翻译成：‘要有青云之志’。什么是青云之志？它不仅仅是‘先定个小目标，赚他一个亿’这样的物质追求，而是要为自己的人生设定崇高的精神目标……”
难怪学生们总把胡正荣形容为“暖萌”校长。当然，能被亲切地致以“暖萌”二字，是因为他在学生心目中是“一枚真正的学霸型校长”。翻开胡正荣的履历，就好像翻开一部励志书、一部奋斗史。这些特征无形中拉近了他与学生的距离。
其实，关于胡正荣，有很多值得抒写的角度，比如，他深厚的研究功底、严谨的治学理念以及简单的处世哲学等等。但鉴于本刊的学术特征，此次专访更多呈现的是胡正荣对于当前传媒变革的思考。
未来，传播学研究的五大突破口
记者：您大学期间学的是新闻学，后来是怎么走上传播学的治学道路的？
胡正荣：我进入传播学领域带有极大的偶然性。在广院读大三时，老师在课上提到过传播学，我就去图书馆借了一本叫《大众传播学诸论》的英文文献。那本书是影响我一生的作品。那位作者是社会学家，所以，相当于“曲线救国”，我是从社会学进入到传播学的。
现在传播学很热门，但在那个时代是很边缘的学科。我当时进入到这个学科，真的完全是个人兴趣，自己感觉接触了传播学之后一下打开了五扇、十扇窗，然后就进来坚守在这个领域。
客观来讲，我不算国内最早一批接触、介绍和研究传播学的人。我自己对中国的传播学是这样分代的：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之前算是第一代。那一代里大概三四个人，提到过并写过介绍传播学的文章；我们这一代算第二代，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一批，基本上是从上世纪84、85年到2000年大概15年的时间。我们扮演的角色是把传播学全面、系统地介绍到中国，因此，国内最早一批的传播学教材基本上都是我们这批人写的。所以我们是系统介绍传播学进入中国，并且把传播学的一些方法、流派更细致地跟中国的现实初步结合。从2000年到现在，这15年，国内培养的新一代学者，还有国外回来的年轻学者，发挥的作用就更大了。他们是第三代，期待他们发挥更大的作用。
记者：随着实践的发展，传播学的视野必然会越来越广，您觉得未来传播学这门学科可能会在哪些方面有更大的突破？
胡正荣：突破性的发展大概有五点。第一个突破点是有关网络社会的研究，涉及到社会学。因为有了新媒体，虚拟空间对人的影响就越来越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突破口。第二个突破点是与其相关的专项研究，涉及到心理学和行为学。比如网络空间的传播与人的心理、行为的关系。因为现在很多人的认知、心理是被网络而不是被实体空间影响的。所以，基于此的传播心理和行为的研究是非常关键的。第三个突破点是现在全球都很困惑的媒体管理和规制问题，涉及到政治学。传统媒体有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管理经验。但新媒体上的色情、暴力、恐怖，还有所谓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消费主义的泛滥等问题是非常复杂的。第四个突破点是技术与传播、社会、心理、行为等在微观宏观层面的相关研究。现在技术前所未有的对传播构成了巨大的影响和威胁。其实过去每次进步也会带来影响，像电影、电波、电视，但这些影响是针对单一领域的。现在互联网不光是对媒体，而是对所有领域的改变。我认为这是需要特别关注的突破点。第五个突破点是在文化研究上。网络已经完全形成了新的语言、新的艺术、新的体验、新的娱乐等等。关于这些东西的研究基本上都是空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