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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祥忠:从媒体融合到融合媒体:电视人的抉择与进路

来源:《现代传播》2020年第1期    2020-01-19   作者:廖祥忠 浏览量:5942

三、电视人的抉择与进路

面对传媒大变局,作为传统媒体的代表,电视人表现出奋进、守护、彷徨、离席等复杂的态度和行为。然而,技术所创造的新传播环境驱使乃至倒逼着电视人在思想和行为上进行自我革命,作出历史性抉择,并思考未来的发展进路。

1.要改变思路,高度重视技术驱动力,直面技术强权

信息传播技术创新重构了人与社会的连接方式,以不可阻挡之势,对传统媒体的技术模式进行颠覆。这一霸权式的力量驱使着电视人必须进行自我反思和自我革命。电视人要充分意识到,“掌握现代传播科技是‘智媒人才’的必修‘基本功’”[20]。在技术强权的驱动下,未来的智能媒体时代将依托AI+5G+VR的新技术体系。

AI的应用将彻底改变媒体内容端,全面重组内容的制作流程。智能化的信息采集和分析将成为新的生产力,以更精确和更灵活的方式满足着社会大众对于多样化内容产品的需求。

5G的普及将极大拓展电视的传播容量,提升传输速率,统一传输平台。受带宽限制而分化的传播渠道将在5G平台上融合为一体,驱动着前端的生产融合和终端的接收融合。

VR的渗透将系统颠覆内容的消费习惯。全息媒体将极大扩展内容消费的空间维度,塑造用户的全方位体验,反过来也驱动着AI生产的全息化和全程化。

三方相互推动、互相借力,在打破传统媒介物理边界的同时,缔造着万物皆媒的新时代和媒介与社会一体化的新生态。在这里,专业与大众、大屏与小屏、人工与智能的边界将逐渐消失,智能传播将以自动化机制满足不同屏幕背后的流动性的观看需求。VR将彻底摧毁大屏与小屏,带来收视观感新革命。因此,电视人务必要深刻理解这一由技术驱动的变革趋势,摒弃传统思维,抛弃领地幻想,勇于迎接挑战,主动拥抱新技术,充分利用新技术平台所拓展的传播空间及其所容纳的多样化的传播样态,争取搭上正在到来的AI+5G+VR的高速列车。

2.要看清现实,清醒认识媒体融合的本质和阶段性特征

媒体融合不再是传统媒体的网络化延伸,也不仅仅是接收终端的融合以及传输系统的统一,而是从生产到传输再到接收的系统性重构,是社会媒介化和媒介社会化的双向进程。因此,在认识技术、人和社会融合为一体的变化趋势中,电视媒体不能延续孤立的技术模式和封闭的行业思维,而是要用高速移动互联网来重组自身的传输体系,用虚拟现实技术重构接收端,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改造生产端,以满足融合媒体和智能媒体时代的视频观看需求。

在此基础上,电视人必须看清从媒体融合到智能媒体的路线图,定位自身所处的时代坐标,提前谋划,占据技术创新、内容生产和服务提升的优势位置,把握住当下所处的主动融合期的历史机遇。立足技术前沿和自身优势,电视媒体才可以有的放矢,有所作为。媒体大变革前夜,技术革命浪潮汹涌,留给传统电视人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3.要换位思考,高度重视和主动融入二次元文化

从传播大众向大众传播[21]转型的过程中,电视媒体需要高度重视社会结构的变化。信息找人替代人找信息,成为传媒业必须进行的理念转向。在一个人人皆媒的传播环境中,二次元文化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是互联网时代的原住民。他们既是内容的主导者,也是市场的主导者,更是未来社会的中坚力量。然而,他们的行为规范、文化特征、群体心理,却是当下许多电视人的知识盲区和视野盲点。精准分析和把握他们的心理和文化特征,才能找到并贴合未来传媒业的发展方向。

与此同时,电视观众年龄虽然日益走高,但数字化移民和智能化生存也在这个群体中快速发生。比如,老年人掌握移动端,将会成为用户市场新的增长点。研究发现,2012年以来,“老年网民数量增长130%,老年人触网速度是整体移动互联网普及速度的1.6倍。”[22]而且,老年人与青年人在网络活跃度方面,并没有呈现出显著差异,形成了移动互联网的重要流量池。因此,要高度重视各类网络群体的心理和文化特征,让技术和服务离受众更近,扮演好手段和目的的双重角色。

4.要守正创新,传承好电视人独特的媒体基因

正如本文开篇所说,与社会的长期互动使得任何一种媒介都内化了丰富的社会基因,在漫长的人类传播史中展现出跨越时空的影响力。人类传播史既是技术的迭代史,也是内涵和精神的传承史。简而言之,传媒业的发展就是充分利用不同历史阶段的符号和技术创新来赋能人类的传播行为,拓展传播空间,搭建传播共同体。因此,在技术与人、技术与社会的互动逻辑中,我们既要看到技术的强权逻辑,也要发掘中国电视蓬勃发展近四十年来所积累和提炼的独特的媒体基因和传播优势。

首先,电视人拥有忠诚的品质,将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写在了自己的基因里。自诞生以来,电视在阐释国家方针政策、回应社会发展需求、塑造国家内外形象等方面尽职尽责。在为党和国家服务的过程中,电视人锻造了严明的纪律性和坚定的大局观。对党和国家的绝对忠诚镌刻在电视人独特的社会基因里,从而有效捍卫着中国社会舆论生态的秩序。

其次,电视人拥有精湛的视频制作技术,这是重资产、重装备的电视工业的重要特征和核心遗产。正如孙玉胜所说:视频是传播的最高形态,娱乐是视频的原始属性,却不是媒体影响力和话语权的来源;长短视频各有所长,但视频的品质才体现出主流媒体的专业能力。[23]5G拓展了高速移动互联网的传输能力,为视频消费从低质进化到高质带来机遇。伴随着对高质量视频的需求增长,电视人专业的视频拍摄和制作技术将在移动端得到有效施展。

再次,电视人拥有深厚的家国情怀。在改革开放的春天里,中国的电视业蓬勃发展,与思想解放、市场经济和全球化深度绑定在一起,为国家建构和民族认同制造着文化仪式,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塑造着社会心理基础。通过电视与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宏大愿景相连,已经成为中国这个“想象的共同体”的内在传播机制。

守正创新、初心延续。这些独特的基因正是当下融合媒体和未来智能媒体最为需要、最为珍贵的品质。正如“学习强国”App所展示的,技术创新和主流媒体可以有效结合在一起,使得主流声音能够借助移动端拓展传播力和影响力;与此同时,一个集合理论学习、新闻资讯与公共服务等功能的平台式客户端也满足了当下混杂的信息环境中社会大众对于传播有序的期待。因此,用主流声音主导网络平台,用主流价值观主导内容,是可期的,也是可行的。

借鉴“学习强国”的创新经验,电视人应保持并尽快将上述独特的社会基因注入融合媒体的血液,写入智能媒体的大脑,为融合媒体和智能媒体发展保驾护航,让其传播正能量、弘扬精气神。如果电视人能牢牢抓住技术变革的机遇,带着电视人特有的基因大踏步迈向融合媒体主战场,开辟新的发展空间,做媒体融合的积极推动者和重要参与者,那么,如今的电视人,也将是未来社会权威信息的发布者,媒体公信力的守护者,网络社会秩序的维护者,虚拟空间精神家园的守望者。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媒体融合与传播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国传媒大学)研究员。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网络文化安全研究”(项目编号:19ZD12)的研究成果。

本文原载:《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0年第1期


注释:

[1]《央视副台长孙玉胜:视频融合的路径与方法》,https://www.cctvppzg.com/Info/detail/cat_id/46/c_id/49/id/1356.html,查阅日期:2019年12月10日。

[2]习近平,《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 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共同思想基础》,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9-01/25/c_1124044208.htm,查阅日期:2019年10月31日。

[3]该提法最早由时任广播电视部部长的吴冷西同志提出。

[4]常江:《中国电视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1月,第196页。

[5]赵玉明:《新中国广播电视事业的特点》,《新闻与写作》,2005年第11期,第25页。

[6]Pool, I. d. S. (1983), Technologies of Freedom,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7]可参考Sergio Sparviero, Corinna Peil & Gabriele Balbi (2017), Media Convergence and Deconvergence, Palgrave Macmillan.

[8]方兴东、潘可武、李志敏、张静:《中国互联网20年:三次浪潮和三大创新》,《新闻记者》,2014年第4期,第4页。

[9]王晓红、谢妍:《中国网络视频产业:历史、现状与挑战》,《现代传播》,2016年第6期,第1页。

[10]常江:《中国电视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1月,第3页。

[11]李婷:《传统媒体广告收入还有多少》,北京商报网:http://www.bbtnews.com.cn/2019/0411/294686.shtml,查阅日期:2019年12月20日。

[12]嵇美云、支庭荣:《互联网环境下媒体融合的瓶颈及策略选择》,《现代传播》,2016年第11期,第5页。

[13]裘真:《仅留11人办报!新京报为何全员转型到新媒体?》,传媒茶话会:https://mp.weixin.qq.com/s/fmJ9_Oz3P1ttVCXZHONjeQ,查阅日期:2019年12月10日。

[14][美]戴维·埃文斯等:《瞭望东方周刊》,2019年第24期,http://www.dooland.com/magazine/article_1011797.html,查阅日期:2019年12月20日。

[15]参见《关于促进智慧广电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家广电总局2018年11月22日印发。

[16]廖祥忠:《何为新媒体》,《现代传播》,2008年第5期,第122页。

[17]Henry Jenkins et al. (2006), Confronting the Challenges of Participatory Culture: Media Education for the 21st Century, MacArthur Foundation, https://www.macfound.org/media/article_pdfs/JENKINS_WHITE_PAPER.PDF,查阅日期:2019年10月31日。

[18]柳杰:《“智媒人才”:5G时代宣传文化人才新要求》,《中国记者》,2019年第9期,第126页。

[19]Jean-Christophe Plantin & Aswin Punathambekar, Digital media infrastructures: pipes, platforms, and politics, Media, Culture & Society, December 20, 2018, p. 171.

[20]柳杰:《“智媒人才”:5G时代宣传文化人才新要求》,《中国记者》,2019年第9期,第127页。

[21]廖祥忠:《未来传媒:我们的思考与教育的责任》,《现代传播》,2019年第3期,第2页。

[22]《腾讯发布<老年用户移动互联网报告>:老年人仍面临手机使用障碍》,http://www.sohu.com/a/231049569_115565,查阅日期:2019年11月14日。

[23]《央视副台长孙玉胜:视频融合的路径与方法》,https://www.cctvppzg.com/Info/detail/cat_id/46/c_id/49/id/1356.html,查阅日期:2019年1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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