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曾祥敏，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杨丽萍，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建强适应新时代国际传播需要的专门人才队伍，是新形势下国家的战略需要。本文通过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归纳出当下我国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的三种模式：综合院校的国际关系主导模式、传媒院校的新闻传播主导模式、外语院校的跨语言传播主导模式。在高校特色化的培养模式基础上，面向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五力”要求，提出国际传播人才多维复合能力的五个方面：政治能力是国际舆论引导力的根本，语言能力是国际传播影响力的基础，思维能力是中国话语说服力的核心，沟通能力是中国形象亲和力的关键，创新能力是中华文化感召力的要义。
［关键词］国际传播 新闻传播 人才培养 高等教育 中国式现代化
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成为一项系统性、战略性工程，其中培养和建设一批国际传播专门人才队伍是推动国际传播能力提升的基础保障和关键途径。2021年5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建强适应新时代国际传播需要的专门人才队伍；要加强高校学科建设和后备人才培养，提升国际传播理论研究水平。2022年10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本文通过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综合探讨高校的国际传播学科建设问题、人才培养方式问题，结合笔者近年来的高校调研活动与会议交流经验、学术文献以及官方数据资料，归纳出当下我国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的三种模式，并尝试从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的角度分析不同模式的特点、优势与问题，最后提出面向国家战略的国际传播人才多维复合能力建设要点。
一
文献综述
笔者在中国知网上以“国际传播”和“人才培养”为主题词，以CSSCI来源期刊为文献范围，截至2023年5月，共检索到132条文献，除去学科报告、政策文件、新闻动态等与人才培养关联不大的内容后，共得到115条文献。
（一）总体分析：新闻传播为主的研究领域
从CSSCI期刊文献数量上可以发现，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研究经历了三个高峰期，分别是2011—2012年、2017—2018年、2021年至今。根据文献标题内容、关键词、作者单位等信息的统计可以发现，最多的文献隶属于新闻与传播学科，占比41.3%；第二是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占比32.1%；第三是出版学科，占比7.8%；第四是政治学学科，占比7.1%；其他文献多涉及特定文化的国际传播与人才培养，占比11.7%。发表文献最多的机构是中国传媒大学，共有28篇，占比24.3%；其次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分别发表了6篇，占比5.2%。发表文献最多的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高晓虹和赵希婧，两人共同合作发表了7篇文章，占比6.1%。最早的文献为2009年中国传媒大学胡芳在《中国广播电视学刊》上发表的《媒介融合环境考验新闻传播变革与人才培养》，文章认为图像、音乐等是国际通用的视听语言，超越了国界和地域的限制，媒体需要用国际化的视听元素传递信息［1］。
（二）CiteSpace分析：政策话语居多的主题
将115篇文献导出为Refworks格式，通过CiteSpace对文献关键词进行可视化处理（频次≥ 2）得到图1，可以发现国际传播、人才培养、媒体融合、国际化、一带一路等关键词的频次较高，但高频关键词之间的共现性较弱。
对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K Clusters ≤ 5）得到图2，可以发现文献主要围绕人才培养、话语权、新闻教育、国际化、守正创新五个方面展开。
从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的关键词可视化图谱和聚类分析图谱中可以发现较多政治话语，如一带一路、新文科、新时代、媒体融合、守正创新等，这反映出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的理论研究具有较强的政治属性，与外交政策、教育政策、媒体发展政策联系紧密。此外，尽管外语学科和媒体融合这两个关键词的频次较高，但并非显著的研究主题类别。
（三）具象分析：高校国际传播人才培养模式
关于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的国内外文献情况，笔者进行了初步综述。总体而言，国内研究主要集中于宏观背景和目标意义、现状问题、中外对比下的培养方向，国外学界则整体围绕世界范围内如何构思和发展最好的新闻教育的中心命题展开［2］。国际传播人才培养是一项实践命题，因此聚焦高校培养的方式方法进行综述。
在国内研究方面，以高校为分析单位的国际传播人才培养初步显示出特色化、差异化的模式。复旦大学对国际传播人才的培养重视多语种语言能力的提升，关注新媒体技术的赋能，强调逻辑分析能力的训练［3］。中国传媒大学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魂、以海外实践及高水平教育资源开拓国际视野、以融媒体创新实践适应媒体深度融合发展需要的国际传播人才培养路径［4］。中国人民大学基于国际新闻传播硕士毕业生调查，提出复合型国际新闻传播人才是语言能力、新闻生产能力、知识结构与多种意识的多维度复合［5］。云南大学结合云南边疆民族地区新闻传播发展实际，通过开设“南亚东南亚媒体概况”等专门课程、组织搭建南亚东南亚海外实习基地等方式，着力面向南亚东南亚培养国际传播人才［6］。西安外国语大学依托学校的多语种优势和国际化资源，搭建“全媒体+国际+外语”课程体系，服务“一带一路”倡议和西北地区对外开放需要，探索构建国际新闻传播实践教育体系［7］。北京外国语大学提出国际传播人才培养应以外语专业院校为主，理由在于国际传播能力和国家话语能力都被囊括在国家语言能力中，并基于语言能力培养提出“双轮驱动”的策略，即培养国内对外传播队伍和外籍知华友华传播队伍［8］。
在国外研究方面，以国际传播人才培养为核心的文献较少，大多围绕国际新闻学教育、跨文化交流能力培养、作为公共外交的国际教育等方面展开。英美的国际传播人才教育更加注重多元文化主义，并且在媒介融合发展的背景下趋于复合型、通用型人才培养［9］。然而，在全球化和身份认同建设的双重挑战下，西方媒体受到娱乐化和商业化的影响，加强了对本地信息的关注；在职业导向作用下，新闻教育减少了关于刻板印象、全球事务和社会转型的反思性课程［10］。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在课程的国际化建设中，主张采取批判性去西方化措施，避免其新闻学教育完全追随西方价值观和培训原则［11］。伴随着跨文化交流的深入，培养并发掘一批具有世界主义思维的本国人才，有利于其在文化嵌入的人际网络下，成为全球沟通的“桥梁”［12］。此外，基于留学访问的国际化教学被视为公共外交方式，已成为一项显性实践［13］。
综合国内外文献可以发现，高校的国际传播人才培养更加强调自主性，突出全球性、跨学科、复合能力培养，鲜有文献对国内高校的国际新闻传播培养模式进行统合梳理。
二
研究设计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初衷源于综合国力与国际话语权的不匹配，致力于改善国家形象处于被他者定义甚至污名化的状态，为我国改革发展营造稳定有利的外部舆论环境，伴随着中华民族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意识觉醒，落脚于美美与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
（一）研究问题
在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过程中，要有“人才是第一资源”的战略思维。由于先进的传播技术、全球流通的商品经济、历史性的文化主导地位，西方的传播活动往往具有更加广泛的影响力。在诸多条件优势下，西方媒体的内容和活动更能引起全球媒体的关注、报道与响应。与西方国家不同，我国的国际传播面临跨语言、跨文化、跨地域传播的多重困境，加之缺乏历史积累的条件优势，我国的国际传播人才培养成为一项紧迫的、明确的、系统的国家工程。在此背景下，本文围绕高校层面的“国际传播人才培养”，将研究问题聚焦为：在国际传播人才方面，国内高校设立了怎样的培养方针和培养目标；在国际传播专业方面，国内高校采取了哪些建设性和创新性措施，具有怎样的模式特点和特色；虽然各个高校的培养模式和路径不同，面向统一的国家战略需求，高校国际传播人才应注重培养哪些能力和素养。
（二）研究方法
根据中国教育在线官网数据，截至2023年5月，在本科教育阶段，共有包括中国传媒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厦门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四川外国语大学、山东大学、暨南大学、外交学院、汕头大学、大连外国语大学、西安外国语大学、西藏民族大学在内的12所公办院校和5所民办院校开设了国际新闻与传播专业，其中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厦门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和四川外国语大学的国际新闻与传播纳入软科2022中国大学专业排名［14］。在研究生教育阶段，中宣部和教育部设置“国际新闻传播后备人才班”的特色人才培养项目，目前共有8所院校加入，包括中国传媒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和上海外国语大学。国内建立本硕博完整的国际传播人才培养体系的高校数量则更少。
参考国际新闻与传播院校的软科排名和院校官网的数据资料，结合笔者近年来的高校调研活动、会议交流经验等，选择中国传媒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四川外国语大学、中山大学9所具有代表性的高校，对其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的目标方针、课程设置、实践训练等环节进行分析，探讨不同高校关于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的观念认识、问题困境、创新举措等，深入探究其在培养符合全球趋势、适应中国国情的国际传播人才方面的特点和优势。
三
我国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的三种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面对我国日益频繁的国际交流活动和现实发展需求，国内高校加大对外语人才的培养力度，使其成为对外传播和交流的坚实力量。2008年北京奥运会、汶川地震、神舟七号航天员首次出舱等事件，使得国际传播专业人才培养、专门队伍建设成为国家战略需求，诸多语言类、综合类、艺术类、民族类院校开始国际传播人才的系统专业培养，逐渐形成各具规模特色的国际传播人才培养模式。
从本文所选取的9所高校对国际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方针和目标来看，并非简单的“国际+新闻”或者“外语+新闻”模式，更多地强调政治素养基础上的“一专多能”“跨专业”“复合型”要求。例如，清华大学提出的办学理念是“素质为本、实践为用、面向主流、培养高手”。中山大学提出要培养“内知国情、外懂国际、植根中国、面向世界”的新型国际新闻传播人才。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培养目标是 “熟悉我国国情，通晓国际新闻传播规则，具备多语种、全媒体、跨文化国际新闻传播的理论知识和实践能力，有志于致力我国新闻传播事业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根据不同院校的国际新闻传播专业的生源背景、课程设置、学科建设历史等情况，本文尝试将高校的国际新闻传播人才培养归纳为三种类型：综合院校的国际关系主导模式、传媒院校的新闻传播主导模式、外语院校的跨语言传播主导模式，这三种模式共同构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传播教育模式。
（一）综合院校的国际关系主导模式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倡导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引导国际社会共同塑造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建设新型国际关系。在国际传播人才培养过程中，以国际政治、外交关系为知识框架的培养方式，有利于学生在国际关系格局中深刻认知传播活动的战略意义和传播效果的目标任务。
综合类院校在国际传播专业和学科建设方面，有利于发挥跨学科资源的接近性优势，进而培养具有广博国际知识背景的综合人才。在学科建设方面，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大学、中山大学等综合类高校基于本校丰富的国际政治、国际关系、法学、外语等院系资源，赋能国际传播相关专业建设。例如，2011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启动“新闻—国际政治”双学位实验班，开启跨院系联合培养双学位本科层次人才。复旦大学的国际传播人才培养也体现了综合性，充分利用在国际关系、外语、法律方面的深厚积累，课程设置体现出对于综合资源的充分利用。2021年，北京大学和中山大学正式获批并开办国际新闻传播硕士项目。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探索联合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国际关系学院、历史学系共同开设国际传播相关的专业课程；中山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则联合中山大学法学院、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开设“法学基础理论”“当代中国政治专题研究”等跨院系选修课程，加强跨学科的知识补给。
（二）传媒院校的新闻传播主导模式
在学科设置上，国际新闻与传播专业是隶属于新闻传播专业的二级学科，从本科和硕士专业的所属学院来看，无论是国际新闻与传播本科专业还是“国际新闻传播硕士班”，其设置学院大多为高校内独立的新闻传播学院。在新闻传播专业主导模式下，国际传播教育往往能够立足新闻传播的专业优势，注重应用、强化实践，并将外语、国际关系等课程融入，强调国际理论与新闻实践的交叉融合。在这种培养模式下，学生往往能够快速掌握前沿传播技术，进行内容生产和传播的创新。
以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为例，通过建立理论线、写作线、创作线、观摩线、外语线这“五条线”的课程体系，从理论知识、学术能力、语言表达、英语基础和实践能力等方面加强对国际新闻传播人才的复合能力培养。一方面，建立“媒体发展与传播创新”实践教学课程体系，通过“融合新闻学”“新媒体视听编辑”“新媒体编程基础”等专业金课，奠定学生的融合传播能力基础。另一方面，在新闻传播专业课程基础上，融入“高级英语听说读写译”“英语新闻采编播”“国际新闻理论与实务”等课程，以及海外创作工作坊、央媒记者“全球连线”课堂、塞尔维亚水下摄影暑期海外实践等国际化活动实践，拓宽学生的全球视野，提升内容制作的国际化水平［15］。
（三）外语院校的跨语言传播主导模式
语言作为人类交往与交流的基础性介质，在跨国传播和交流活动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外语人才一定程度上是跨国交流和传播的主要力量，建立在外语翻译基础上的国际新闻传播也占据着重要地位。在专业建设历史方面，外语类院校的国际传播学科建设较早，由外语专业演变、合并而来，比如北京外国语大学自1985年就在英语系开设国际新闻专业方向。目前，国内开设国际新闻与传播本科专业的17所院校中，有8所是语言类学校，这反映出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的重要力量来自外语院校，并且外语专业学生也成为国际新闻学硕士研究生的重要生源群体。
在国内其他院校筹备开设国际新闻与传播专业时，北京外国语大学和上海外国语大学都面临着是否加入其中的“困惑”，原因在于这两所高校的新闻传播教育从始至今就是以国际新闻或国际传播为定位，这也是外语院校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的鲜明特色。他们的困惑其实是因应当前国家战略，对自身国际新闻传播专业再定位的问题。由此，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提出未来将深化以外语为背景的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的模式，突出国际化、实践型、厚基础的特色。为了加强外语和国际传播的交叉融合，四川外国语大学则加强专业融合建设，通过开设“国际传播+英语”与“英语+国际传播”双向实验班，以微专业方式形成关键语种交叉融合的国际传播培养方案；非通用语种采用辅修双学位的方式，将新闻传播课程植入日语、德语等关键语种的教学过程中。
四
面向国家战略的国际传播人才多维复合能力建设
尽管不同高校培养模式和路径各有不同，结合自身特色的创新模式也还在不断探索之中，但是因应国家战略的国际传播专门人才有一个普遍的能力结构要求。尤其在国际传播专业建设的新兴阶段，教育界需要深刻研判国家战略需求，在国际传播人才的培养能力维度上达成一定共识。那么，这样的复合能力维度应以何为标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必须加强顶层设计和研究布局，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着力提高国际传播影响力、中华文化感召力、中国形象亲和力、中国话语说服力、国际舆论引导力。这“五力”作为国家战略发展需求，构成国际传播人才培养需与之适配的目标体系。基于现实短板和人才紧缺问题，应对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的能力维度进行具体规划，以此破解面向国家战略的国际传播人才多维复合能力培养的命题。
（一）政治能力：国际舆论引导力的根本
为我国改革发展营造稳定有利的外部舆论环境，是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的重要目标之一。国际舆论引导力，意味着国际传播人才要多角度、全方位提升在舆论场中的控场能力。新形势下，国际传播国家队只有具备坚定的政治素养、爱国主义情怀和理想信念，才能在云谲波诡的国际政治关系、错综复杂的国际舆论场上传播好中国声音。因此，在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的各个环节，高校需要明确加强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学科思政、专业思政、课程思政的全方位融合，通过观摩经典作品案例、开展实地调研、分析国内外形势等方式，引导学生体察国情、社情、世情，厚植学生的理想信念和家国情怀，培养其坚定的政治信仰和政治立场，为未来进入国际舆论场后的议程设置、舆论引导、意见领袖互动等传播活动呈现正确的政治底色。
（二）语言能力：国际传播影响力的基础
“影响力”是在与他人的交往中，影响和改变他人的心理与行为的能力，影响力有强弱、方向（影响和被影响）的区分［16］。对于国际传播影响力而言，媒体可以通过内容传播、活动交流等方式，影响甚至改变海外媒体和公众对中国的态度与认知。尽管在社交媒体时代，图像、视频成为日益重要的传播媒介，但基于语言文字的内容传播仍然是信息传播的主流方式。在国际新闻传播方面，语言文字是新闻消息、深度报道的重要载体，外语水平直接影响国际新闻的采写进度和传播效果，在国别化、区域化的传播活动中具备对应的语言运用能力更是重要技能。因此，高校在国际传播人才培养中需要提升学生的语言能力基本功。一方面，提升学生的语言运用技能，减少和避免歧义和误读；另一方面，应针对国别化、区域化传播需求，培养多语种复合型人才。
（三）思维能力：中国话语说服力的核心
相比于影响力的广泛性，说服力更强调针对性的成效，因而更需要复杂性思维能力。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出的“差序格局”和“礼治秩序”，反映出中国人思维方式所具有的复杂性。法国哲学家莫兰也从教育的层面指出，迎战未来的不确定性需要培养复杂性思维，以达成对世界的恰切的认识［17］。如今，在互联网技术的助力下，来自境外媒体的断章取义、有色眼镜、两面三刀式的涉华报道纷涌不绝。例如，以客观中立著称的英国广播公司、美国华盛顿邮报在报道中国新闻时，经常运用不稳定光源、昏暗滤镜等，渲染低沉压抑的色彩。在国际舆论场上，我们仍然面临着声音比较小、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等多重话语困境。在此情形下，国际传播人才更需要提升复杂性思维能力，在洞悉互联网传播规律的基础上，分析国际事件、国际舆论背后的媒体立场、国家关系、话语策略等，对局部问题进行整体性思考，得出应对具体问题的策略，并反哺到国际新闻内容的生产和传播中。
（四）沟通能力：中国形象亲和力的关键
提升国际形象亲和力意味着要破除国外对中国的刻板印象，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在如今的数字化时代，媒体成为人际交往、国际交流的重要介质，提升中国形象需要不断优化以媒体为中介的人际交流与沟通。沟通技能的提升对于高校国际新闻专业学生的社会文化适应具有重要作用，通过研讨培训、小组合作、课堂角色游戏、实习等方式有利于学生在新环境中找到自己的位置［18］。因此，要重视培养国际传播专业学子的跨文化沟通能力，通过组织多元文化背景学生参与的课堂，开设国际媒体和跨国公司实践实习渠道，让学生在真实的跨文化交际中增强全球理解。
（五）创新能力：中华文化感召力的要义
提升中华文化感召力，需要在国际传播活动中发掘中华文化的丰富内涵。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隶属于“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这一中心命题。如果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我们回答了“讲什么”的问题，那么国际传播则需要在“如何讲”上做文章，二者相互融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本身就蕴含着发展与传播的要义，而国际传播从更大范围拓展了传播创新的影响因素。在融合创新、技术赋能的当下，创新力获得极大释放，也促进传播者理解和开掘任何技术实现的创新可能，通过运用数字化智能化创新技术，对中华文化进行全景呈现，有利于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激发中华文化的时代精神，激活中外文化的共同经验，促进海外用户对中华文化的立体认同。例如，自得琴社利用视听新技术和互联网传播渠道，创设“会动的古画”，改造和发扬中华传统音乐神韵的同时，辅之以人在画中游的画面意境，让海外用户领略唐风宋韵下的《国际歌》、巴赫的《G弦上的咏叹调》等现代音乐，引发共情共鸣。这些技术赋予表达、形式创新的成功案例，对于促进中华文化走出去、改善中国国际形象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也启示高校应当更加重视对国际传播人才创新能力的培养。
五
结语
在国家战略导向、高等院校特色培养的综合作用下，我国逐渐形成具有多元特色的国际传播人才培养模式，并且在普遍达成共识的“一专多能”“跨专业”“复合型”人才的培养目标下，综合院校的国际关系主导模式、传媒院校的新闻传播主导模式、外语院校的跨语言传播主导模式呈现交叉融合的趋势。未来，在加强国际传播建设的背景下，综合提升政治能力、语言能力、思维能力、沟通能力和创新能力成为面向国家战略的国际传播人才多维复合能力建设的重要方向。尽管我们现在已经在国际传播人才培养上形成了一些理念和方向的共识，但理论与实践探索之路仍然漫长：人才培养的质和量与国家现实需求不相匹配；人才目标愿景虽大，但在具体的培养路径和模式上还远没有清晰的图景。笃行不怠方能致远，坚毅探索方有所获，作为高层次的后备人才，高校培养的国际传播人才应成为讲述中国故事、塑造中国形象的卓越人才，成为对话世界、引领世界的有用之才。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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