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认为，我国网络意识形态的建设路径工作仅需要把握两个大方向：一为“以彼之矛攻彼之盾”；二、一切坚持党的领导，努力攻占网络意识形态阵地。由于第二方向已有多位学者进行了充分详实的论述，所以本文的建设路径上主要以第一方向为主。
另外，由于笔者参与导师课题，进一个月内开赴了“陕西”、“广东”和“山东”三省进行健康教育机构的新媒体建设能力的调研，因此，以实地调研结果作为第一手数据资料，并以案例在本部分出现。
（一）“解铃还须系铃人”
笔者认为，网络平台搭建者和乐于网络使用的网民正是网络意识形态问题愈演愈烈的“系铃人”，因此他们也是“解铃人”，前者由网络运营人员、网络工程师、网络产品开发人员组成，后者就是我国广大网民。
当前我国互联网行业处于产业、产能上升期，行业蓬勃发展形成新的业态。如今互联网行业是一款APP即可成立公司，没有完整闭合的商业模式，但却能受到资本热忱追捧。而所做的APP产品由于代码基本上是网络公开的资源，网络工程师会不假思索得尽可能囊括所有，因此APP同质化极其严重，部分功能冗杂。而这部分很容易为网络意识形态提供网络环境土壤，所以要，大力推动网络信息领域的核心技术突破，用技术来发挥产业的引领作用，而不是由资本来推动。
我国网民也是网络环境的参与者、建设者，也是网络生态的弄潮儿。网络意识形态建设他们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权力和流向，也不再单单是自上而下的单向流动。因此，要通过我国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和活动，让全民参与建设，在这个方式上，“议程设置”依旧适用。例如，广东省健康教育中心注册的“益康吧”微信公众号，提供独特的健康咨询咨询服务，上线健康测评系统，开展知识竞赛答题活动，通过这些应急咨询、日常测评和知识科普的方式将健康教育相关观念深入人心，并且在线下与当地教育局、高校联合做活动，直接促进青少年在网络平台关注自身健康的观念建设。这就是一个“议程设置”式引导大众自我建设健康传播意识、观念的典型案例方法，而且具有可复制性，不仅仅能复制到各级单位，而且可以扩展到其他类别的机构中。相比于中央厨房的“军装照”而言，广东省健康教育中心的方法更为长期、持久，毕竟网络意识形态建设需要“慢工出细活”。
（二）组织机构的时代性调整
笔者认为，我国组织机构需要根据信息社会这一新的社会形态而做出适应性的相应的调整。在三省的调研下，从省到县各个级别的单位中，约98%的组织机构的网-络宣传阵地、舆情处理阵地均由宣传部或办公室兼任。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现象我国组织机构行政管理方式是自上而下的，而网络宣传和舆情危机是“去中心化”的，原班人马用同样的方式去处理不懂性质的事情，这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矛盾论的主要观点。而南方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却主动开设了新媒体办公室，而且办公室主任是仅有30岁的年轻人，新部门成立之初领导仅仅表示“管好自媒体 用好自媒体”，部门地位是介入所有部门的职能以及专事专报，并且在“两微一端”的基础上形成“两微九端”，基本囊括了网民用户现下主流社交网络APP，并且所有的供稿均有医院科室主任纂高，新媒体小编人员二次修订成老百姓喜闻乐见、易于理解的传播形式，并保证了内容的科学性、真实性、可靠性，并且通过参与社会新媒体联盟的江湖排行榜单的竞争，与市场接轨，以此激励团队更良好的发展。同时，这样的一个部门完全拥有紧急处理舆情危机的权力和能力，而且长时间的处理方式会形成一定的“部门牵头，其他部门合作”的定式，不用在权力申请、座谈开会、分析研判上花费精力和时间，直接即可入场熄灭舆情危机的苗头，毕竟医患关系是复杂、脆弱、危险的。
（三）将意识形态融入大众文化
当下社会，大众流行文化也主要是基于网络而形成的，要将主流意识形态融入到大众文化中去。换句话讲，要培养让人民大众创造出来网络意识形态就是主流意识形态。例如，广东省卫计委信息中心要求各医院需要打造、推广“网红医生”，他们虽然不一定是专业科室最好的主任医师，但是绝对是对患者服务最好的主任医师，让患者从内心中信任“网红医生”的品牌，从而信任“医院品牌”，从品牌营销、社群营销、场景化营销上结合心理上的互动，打造媒体传播的共鸣，有直播、有内容、有预约，通过调动技术手段，致力于通过改善医患关系而培养患者的健康意识。
（四）大数据提升预测能力
网络意识形态的建设不能仅仅是被动的建设，更要主动出击。从调研结果上看，陕西省的各个健康教育机构均未放开微博、微信的评论体系，而广东省几乎全部放开了。据陕西省的相关座谈人员介绍，不放开评论体系主要是担心部分网友的无故谩骂。且不论这是“丢了西瓜捡了芝麻”的观念，其实是拒绝了与广大人民群众进行互动和交流的机会，同时也是关闭了引导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错误行为。陕西省健康教育中心将自身网络媒体平台的建设外包给第三方企业，每年约投入经费190万，收获甚微。那么为什么不将这个经费提供给自身的网络技术上呢？能够与人民群众保持长久有效的互动和交流，其实是可以收集到很多用户数据的，这些数据就是用户画像，通过技术的分析，完全可以预测到舆情危机，而且在“区块链”技术的支撑下完全可以保证用户隐私，从而即可在安全的环境下，积极引导人们群众树立正确的健康传播意识，并传播健康传播观念。
本文从传播学的视角下，结合社会化媒体相关的一些理论成果通过“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对我国网络意识形态的建设进行了研究并提供了一定的解决路径。就像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就没有经济社会稳定运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也难以得到保障。”网络意识形态的建设是维护国家政治发展、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需要。信息化为中华民族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要发挥信息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引领作用，就要通过网络意识形态的建设来保证网络意识形态的健康，增强我国网民抵御外来社会思潮的能力，增强对于网络问题的免疫能力，增强对于网络这一新劳动工具的运用能力，共同打造安全、纯净的网络环境，并自主推进网络强国的建设，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贡献。
但是本文的研究上也有不足之处，网络技术的发展是日新月异的，我国处于互联网技术飞速发展的浪潮上，加之在新时代的关键节点上，很难穷尽所有网络意识形态建设上的具体问题，只能通过现象和趋势进行研判。在问题的分析上，尽管能从传播学、互联网、社会化媒体等相关的学科理论成果找到相应的原因，但是也是复杂的、交织的，因此也只能通过总结和归纳的办法寻找共性。因此，最终的建设路径也没有更加细致和具体，但是希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供新思路、新方法，也希望在未来的研究中能够更加具体。
（编辑：曹琬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