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导言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观是一个个性与共性统一的整体，有其自身的理论构成和形成、确立、发展、演变的历程。因此不同的早期共产党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相同性或是联系性，但是他们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成长道路也各具特色。纵观整个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的过程，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李大钊、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决定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观和对《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理论著作理解的形成。瞿秋白也对早期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观和对《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理论著作的理解起到了深化的重要作用。毛泽东则以其创新性思考提出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观的理解已经开始了一个重要转变。对于这些人物传播马克思主义特点的研究，实际上可以构成1919年至1927年这一时期内，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观和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形成总体的代表和基础。
二、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
1919年5月5日是马克思诞辰101周年，为了纪念马克思，李大钊主编的《晨报》副刊创办了“马克思研究”专栏，用以刊载有关马克思主义信息的各种文章，其中包括了多篇有关《共产党宣言》的文章。1919年7月，李大钊发表了《阶级竞争与互助》，这篇文章里说到了社会主义存在着“梦想的，或是科学的”区别。这是李大钊学习研究《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理论著作，运用马克思主义对社会问题的初步思考。1919年下半年，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面系统地阐述马克思学说的重要文献，也是马克思理论著作在中国传播的第一个重要成果。
1920年3月，李大钊等人在北京成立第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为当时和后来中国革命知识分子研究马克思学说提供了一个组织平台，对于扩大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产生了重要影响。
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以及这一理解前后关注重点的变化是其马克思主义观不断发展前进的重要表现，在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传播《共产党宣言》的思想和马克思观发展中具有典型的代表性和影响性。这对后来的共产党人正确地理解《共产党宣言》和解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着极大的影响和正确引导。同时，他倡导以严谨、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要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和坚持按照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运用马克思主义。这说明李大钊很早地就意识到了不能机械地照搬马克思主义，这种主张是他为后来者研究、实践马克思主义，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留下最宝贵的一笔财富。
三、陈独秀与马克思主义
1920年上半年是陈独秀走向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他大量阅读了马克思主义著作，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在为了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所编的《新青年》“劳动节纪念专号”中，陈独秀发表了多篇探讨劳动问题的文章。1920年9月，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一组探讨政治问题、表达对时局意见的文章。1920年11月由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上海发起组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规定了共产主义者的理想，是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废除旧的国家机器,消灭阶级。《中国共产党宣言》还提出，无产阶级要创立新社会，就要团结起来，开展阶级斗争，“用强力打倒资本家的国家”，铲除资本制度；就要“组织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并“用革命的办法造出许多共产主义的建设法”。
陈独秀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将“剩余价值”置于“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的前面，并且论述和传播了马克思主义中李大钊所没有提及的“劳工专政”。同时，陈独秀在理论概念的运用上显得更为准确，例如“剩余价值”代替“余工价值”、“阶级斗争”代替“阶级竞争”。
此外，陈独秀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时，除了表现在他组织创办《新青年》等杂志刊物、翻译出版马克思经典理论著作，还体现在他组织创办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和宣传组织，培养了大批革命干部和马克思主义者，通过他们深入群众，向广大的的农民、工人和知识分子传播马克思主义，取得了良好的传播效果。
四、瞿秋白与马克思主义
1923年1月到1927年7月，瞿秋白在党的报刊上发表200余篇政治理论文章和大量译作。在后来编订的《瞿秋白论文集》中收录了174篇具有代表性的文章，其核心内容全都是瞿秋白对于《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唯物主义的认识和由此出发提出的对马克思主义性质与理论体系的新看法。同时，他对列宁主义的性质和意义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论述表现出清晰的思考，这也是李大钊和陈独秀没有涉及的。
在他回国后，在他编写的《现代社会学》中，他着重论述了辩证法在社会领域中的运用，指出探究社会问题不仅要坚持唯物论，还要坚持“互辩法”和历史主义把整个人类社会看作不断变更的社会过程。1927年瞿秋白编写了《马克思主义之意义》并坦言这就是为帮助中国有识之士，全面理解马克思主义。
瞿秋白与此前李大钊、陈独秀等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内容的认识相比，最为突出的不仅是增加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内容，而且是将辩证唯物主义视为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基础”。同时强调马克思主义不仅仅只有唯物史观和经济学说，在结合其他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研究，他提出要全面理解其内容，可以算是那个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集大成者。
此外，瞿秋白自觉运用唯物辩证法研究社会科学、研究社会现象，考察社会的实际状况，分析中国社会的矛盾与特性，提出了一些较深刻的思考，对丰富和深化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观，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无疑是具有开拓性意义的理论贡献。
五、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
从1921年开始，毛泽东不仅仅自己熟读《共产党宣言》，还把其中很多节选部分印成活页文章选集，分发给学生和共产主义战士。他每段每句地给大家讲解，要求大家理解透彻其中的精华，宣传自己独到的感悟。
毛泽东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观念，主要是展现在马克思主义如何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道路的思考上，很少直接引述马克思主义著作原文。因此，他对于《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传播，主要是他自己对于其中内容的理解和创新，而且更多的偏向于阐释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一系列问题。
毛泽东在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辩证地融合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精华，吸取了中国历史上优秀的哲学思想，对中国古代哲学遗产在理论内容上进行了改造。其贡献主要体现在他撰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两篇文章上。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中国实际孕育出的这两篇文章，是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富有特色的的奠基之作，为当时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做出了示范和指导，为后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我们在认识和评价早期毛泽东对于马克思主义著作传播时，要认识到那个时代的特殊性。与李大钊、陈独秀等很多早期共产党人不同的是，毛泽东无论何时，都很少直接阐述对马克思主义以及如何直接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没有李大钊、陈独秀等人那样的系统，但是富有个性和创造性，这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打下了最重要的基础，为马克思主义能够救中国找到了正确方法，也为后世者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了借鉴。
六、个性与共性
所谓的个性，就是每个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传播都有自己独特的一面。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走上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是不同的，他们的人生经历、文化教养、兴趣志向、思想观念不等都各具特色，这也就注定了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内容理解和选择传播重点的不同。李大钊更重视唯物史观、陈独秀对社会主义有着相当充分的论述，瞿秋白主要是阐发唯物主义，毛泽东更重视解决实际问题。他们之间也是一个相互补充、相互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他们独自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与传播，在当时都产生了不同的重要影响，为此后中国共产党人研究马克思主义打下了基础。
此外，他们共性，即对《共产党宣言》、马克思主义共同的理解，也是很明显地体现在对于马克思主义性质的理解和选择传播上。从传播学的五W模式来看，传播者都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传播途径都为书籍报刊、较为单一，传播受众不同于其他党派阶层，他们不仅仅向自身相同党派阶层人士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还面向广大的人民群众，在传播内容上他们都特别注意将马克思主义与当时思想界流行的无政府主义等其他思想派别区别开来，坚持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革命理论。同时，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对于传播的内容都出现了“选择性接触”的特点，即选择更倾向于自己既有立场、观点、态度一致或接近的内容加以接触、传播，所以他们都特别注重“阶级斗争”、“唯物辩证法”等内容，认为这些理论可以解决中国实际问题。在传播效果上，不仅在当时广泛地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打下基础，还由于在研究态度上，他们都是在思考着如何正确地对待和研究马克思主义以及如何运用其解决中国实际问题，而不是盲目地信从，这也直接影响到了后来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观的发展。
总的来说，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为当时的中国找到了一条通向光明的路，还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建构起了思想和方法基础框架。他们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七、参考文献
1、陈桂香：《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观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2、李大钊：《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3、中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编辑：曹琬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