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观

史学的“求真”与“向善”

史学有什么功用?这是许多史学工作者经常思索的一个问题。关于史学的功用,众说纷纭,但有两个方面应该是最基本的,这就是“求真”与“向善”。

史学作为研究历史的一门学问,其存在当然以历史的存在为前提。历史是客观存在的,如何认识已经消逝又具有客观性的历史,是史学的首要任务。因此,“求真”是史学的基本功用。正如李大钊所说,“凡学都所以求真,而历史为尤然。”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主要是以“符号”形态存在的,我们认识历史通常是通过对历史记载、遗迹、遗物等一系列“符号”内涵的分析与综合而接近历史本来的面貌。在“求真”的过程中,史学工作者像是历史之谜的“侦探”,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才能求得真相。

“求真”固然重要,但史学仅仅停留在“求真”层次上是不够的,还必须发挥另一功用,即“向善”。我们经常说“以史为鉴”,这个“鉴”的过程就包含着价值判断,要为现实提供“向善”的指导。如果史学丧失了价值判断,不能为现实提供“向善”的指导,其功用无疑会大打折扣。在这方面,古代史学家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我国史学一直有知古鉴今、惩恶扬善的传统。孟子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作为经典的史学著作,《春秋》的这一巨大功用,就来自书中那种立场分明的道德评判倾向,体现了史学“向善”的力量。西方史学也是如此。古罗马史学家李维之所以要撰写142卷的《建城以来史》,就是要通过反映先辈创业之艰来激励人们的爱国热忱,其境界着眼于整个罗马国家的存亡。

史学的“求真”与“向善”有着内在的联系,“求真”是“向善”的基础,“向善”是“求真”的升华。过去,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由于过于强调史学的客观性,史学在某种程度上成了考据学,史料就是史学,史学的“向善”功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现在,虽然“史料说”逐渐失去市场,但消解历史意义的风潮仍十分盛行。这其实是一种价值虚无主义。须知,在一定意义上,史学是一种意识形态。正如西方史学家所说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历史学最终要阐明的论题是人类的意识”。大而言之,史学承载着传承民族精神、民族价值观的重要使命,是塑造民族魂的重要载体。“向善”应该是史学不可或缺的功用。

强调史学“向善”的功用,需要防止一种倾向——任意打扮历史。在历史研究中,我们不能为了“向善”而随意裁剪史料,更不能歪曲历史事实。尊重历史事实乃史学的首要前提,同时也是价值判断的基础。只有处理好“求真”与“向善”的关系,史学才能呈现科学性和人文性的双重品格。

编辑:黄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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