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观

古籍普查新发现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以来,在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评审中,发现了一批以往不太为人所知的古籍收藏单位,也陆续发现了一些古籍的新品种或新版本,深入发掘了一些古籍的学术价值。这些重要发现是全国古籍普查的重要成果,是学术界开展研究的重要依据,也是大众期盼了解的民族珍贵文化遗产。

五年来,文化部、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组织的四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申报评审,国务院正式颁布的四批名录,共收入珍贵古籍计11375部。申报评审让一批收藏单位及所藏善本古籍进入我们的视野。

据不完全统计,在参与珍贵古籍申报的单位中,仅就汉文古籍申报,就有近百家单位在《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藏书单位中未曾出现过,其中一些单位藏量较大,几乎都有非常珍贵的藏品,不乏孤本。还有芷兰斋、元雨轩、济南周晶、洛阳晁会元、缘督室等私家收藏,所申报古籍也异彩纷呈。

中国军事科学院军事科学资料馆藏有十万册古籍,其中1795年前的善本古籍有629种,1.2万册件。中国古兵书是该馆藏书一大特色。《五火玄机》《武经直解》《武经七书》《武备志》《兵垣四编》《晋书》《少微通鉴节要》以及明代以来各种版本的《孙子兵法》,清代战图、阵图和兵器图等是其重要馆藏。所藏的十三经注疏,是现存的三部中品相最好最全的一部,当年再造善本一期未能选入成为一期再造的遗憾。

安徽皖西学院图书馆现藏古籍约22000册,数量虽然不是太多,但善本古籍却比较多。2009年,该馆首次参与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申报,就有八部古籍入选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公布的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包括宋衢州州学刻元明递修、温廷敬跋《三国志》、元至正元年集庆路儒学刻明修本《乐府诗集》(存卷四十八—七十五)、明嘉靖汪文盛等刻《汉书》、明泰昌元年闵振业刻套印本《史记钞》等。

随着普查的进一步深入,更多古籍收藏单位进入我们的视野,现登录“全国古籍普查平台”的收藏单位已超过2000家,远超过当年《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收录的800余家单位。随着普查工作的进展,会有更多古籍收藏单位进入古籍管理、保护的范围。

在普查、评审过程中,还发现了一批新出现的古籍品种或版本,或者是学术价值方面的新认知。现介绍其中几种重要的新发现,以飨读者。

西藏博物馆发现元至元第三帝师达玛巴拉大都刻本《释量论》

西藏博物馆普查申报的元刻藏文译本《释量论》,是个十分耀眼的亮点。此书也译作《量释论》《量评释》,又称《广释量论本颂》,是印度因明学史上的重要著作。作者是因明学大师法称,译者是俄?罗丹西绕。由忽必烈第三帝师达玛巴拉发愿、皇室出资开版雕造于大都(今北京)。忽必烈第一任帝师是八思巴,第二任帝师是八思巴的同父异母弟仁钦坚赞,第三任帝师是八思巴的侄子达玛巴拉。元世祖至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达玛巴拉继任帝师,到至元二十三年(公元1286年)离开大都回去主持西藏政教事务,翌年死于非命,在大都实际任职五年多一点。他发愿雕造藏文《释量论》等佛教典籍,当就在1281年至1286年他在大都任帝师这五年之间,其时代之早,当在现存藏文印本书籍的首位。宋刊元椠的汉文古籍,绝大多数都要被定为一级古籍,而如此仅见的雕印本藏文典籍,其珍贵程度当远胜一般的元刊汉文古籍。

明渤海孙氏积善堂题赞手卷的新发现

《明渤海孙氏积善堂题赞手卷》(签题《积善堂记》),绢本,纵31厘米,横1964厘米。“积善堂”为孙敬奉亲之所。孙敬,字克恭,明永乐初以庠生登成均,任兵部司务,擢兵部武库清吏司员外郎。孙敬念其祖、父两代积累之勤而不敢或忘,乃名其堂曰积善。永乐十四年(1416)翰林侍讲曾棨为题《积善堂记》,自永乐、宣德直至洪熙朝,一大批朝廷重臣、翰苑名流、书法名家如姚广孝、曾棨、胡俨、杨荣、杨溥、杨士奇、沈度、沈粲等43人皆为题赞,为明代文史研究、明代书法史、家族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实物与珍贵文献。

按孙氏族规,手卷由家族中有名望者保管。20世纪30年代初,手卷存于著名学者孙楷第先生处,历经军阀混战、抗日战争、“文革”等时期,孙氏两代人悉心守护,而终完好无损。而孙楷第先生上世纪30年代曾供职于国立北平图书馆,与国家图书馆渊源深厚。近年来,经哲嗣孙泰来先生与族人反复商讨,在文化部原部长、著名作家王蒙先生的积极促成下,2011年5月孙泰来先生代表沧州孙氏家族将手卷捐赠国家图书馆。

西域文书的新发现


近年来,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陆续入藏了6批新疆和田等地出土的文献,总计564号(部分一号内有多件),均为4—10世纪文献。

这些文献形式多样、载体不一、内容丰富,各有特色,极具价值。已辨认出的文种有汉文、藏文、梵文、于阗文、粟特文、吐火罗语、希伯来字等文种,部分文献为双语书写;载体上,包括简牍、绢质文书、纸质文书、桦树皮文书等类型;从已知内容来看,有大量的宗教文献,还有四部书、官文书、书信等世俗文献;文献形态上,有木简、函牍、纸质卷轴装文书、绢质文书等,带有封泥的书信与笔盒独具特色。这些文书有着很高的文献价值,其重要性不亚于敦煌吐鲁番文献。

其中,十世纪前写本于阗文《陀罗尼》一卷入选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唐写本《孝经郑氏解?卿大夫章》入选第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开宝藏零种的新发现


开宝藏5408卷,是北宋初年由政府主持在益州(今成都)刊刻的释家大藏,故名《北宋官版大藏经》或《蜀藏》,是我国第一部印本大藏经。因始刻于北宋太祖开宝年间,故又名《开宝藏》。开宝藏以书法端丽严谨,雕刻精良著称。一千多年过去了,流传至今者,据说全世界仅存十二卷,因此,每发现一件,都被视为吉光片羽,鲁殿灵光。

2007年10月,国家图书馆收到民间转让的一卷《开宝藏》,为《大宝积经》卷第一百一十一。这是近年入藏国家图书馆最重要的一件古籍善本。其与通行本《大宝积经》的经文差异,为研究我国第一部雕版佛教大藏经又提供了新的重要实物证据。

徐州市图书馆发现宋刻四书章句集注


在国家珍贵古籍评选中,徐州市图书馆入选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共有二十二种。一个江苏最北边缘的地级市馆,竟藏有如此众多的珍贵图书,在全国屈指可数。而评选第四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时,徐州市馆竟报来一部宋刻本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实在是个耀眼的亮点。

此本《四书章句集注》字体端庄,纸张细润,墨色清纯,一派宋版书气象。其印纸是由三层薄纸粘裱在一起之后才行刷印的,由于纸薄,刷印时透墨,使第二层、第三层也透印出字迹。这种以三层薄纸粘裱在一起再行刷印的书叶,过去在宋版书中没见过。该书钤有“席鉴之印”“席氏玉照”等印记,表明该书曾是席鉴家的插架之物。其有若干卷是影宋抄配,其影钞之工致,确可谓墨妙笔精,毫厘不爽,毕肖宋刻。而此书亦未见于各大书目著录。

明末陈老莲水浒叶子初刻本的新发现


陈老莲(1598—1652)名洪绶,字章侯,号老莲、小净名等,浙江诸暨人。青年时受业于刘宗周、黄道周。画才天授,尤以画人物见长。陈老莲所画《水浒叶子》,是极负盛名的版画杰作,绘、刻均达到了极致。画出来的水浒人物形象逼真,各具性格,豪气满怀,呼之欲出。

上世纪70年代末,羊城王贵忱馆长(时任广东省中山图书馆副馆长)来京,以所携陈老莲《水浒叶子》与国家图书馆珍藏郑振铎先生所捐赠者两相对读,则以王先生见示者为胜,因知其为原刊,国图藏为翻刻。而后此本转赠李一氓。一氓老晚年将自己的藏书分成了三份,一份赠送北京图书馆,一份赠送四川家乡,一份留下自己使用。这一分,那部李老手里的《水浒叶子》便不清楚在哪份里了。今又过三十余年,2009年从四川省图书馆报来,入选第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睹物思前,故谓之再现。《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失收。

宋台州公使库刻本扬子法言的新发现


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收录辽宁图书馆藏《扬子法言》宋刻本一书,此书即为宋台州公使库刻三子(《文子》《扬子法言》《荀子》)其中之一。

北宋国子监曾刻三子,至熙宁年间刻成,后经战乱,北宋旧版散毁。南宋孝宗淳熙八年(1181)唐仲友在台州重刊三子,以北宋熙宁本为祖本,并在版式规制等方面一“视熙宁之故”,台州本三子历来为藏书家和版本家所珍重,就在于它是北宋国子监本的翻刻本,渊源有自,系统分明。台州本三子中的《文子》久已失传,谁都难以言状。上世纪50年代,在周恩来总理关怀下国家图书馆购回香港陈清华的藏书中,有宋版《荀子》一部,世人多认为此即台州本,但经认真考查,乃为台州本的翻刻本,于是台州本的面貌再次成为人们的一种空想。辽宁省图书馆发现的台州本《扬子法言》,不但填补了人们想象的空缺,也证明唐仲友在台州刻三子是一件不争的历史事实。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编辑《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时,仅将此书著录为宋刻本,未揭示出它就是宋淳熙八年唐仲友台州公使库刻本的真谛。

白河书斋藏明万历二十一年金陵胡承龙刻本《本草纲目》


《本草纲目》是明代著名医药学家李时珍花费毕生精力、历时27年写成的自然科学巨著。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金陵胡承龙刻本又称“金陵本”,为该书最早版本,也是经过李氏家族亲自校订过的原始刊本,为后世众多版本之祖本,存世极罕。中国中医科学院藏本入选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此本于2010年入选《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2011年成功入选《世界记忆名录》。

白河书斋藏本入选第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作为《本草纲目》所有版本祖本的金陵本,此前海内外共存全帙8部,残卷4部,分藏中国、日本、美国,其中国内只藏2部。此本由私人申报,是迄今为止中国民间发现的唯一金陵本全本。这一发现,使此本存世量增加到9部,国内全本增加至3部,意义重大。

拉萨市尼木县切嘎曲德寺古籍普查又见元刻

切嘎曲德寺具有千年历史,起初建于古堡遗址上,后成藏传佛教普东派和萨迦派寺院,现完全为萨迦派寺院。该寺所藏珍贵文献凌乱混杂,之前,该县文化局曾派人对其进行大致包扎编号,约90余包。2012年,自治区古籍保护中心一行五人在拉萨市文化局、尼木县文化局领导与工作人员的陪同下专赴该寺,对所藏古籍进行普查登记。通过专家们的整理与排查,发现内中不乏多种元刻古籍,最为明显的为分别以汉字“日”“月”“地”“中”“德”“元”排帙号的《量理宝藏》《阿毗达磨杂集论》《大乘庄严经论》《律藏》《阿毗达磨俱舍论》《三律仪轨》等六种古籍。据初步判断,均为典型的元刻。

我们相信随着普查的进一步深入,更多的古籍会进入我们的视野,通过不断发现和揭示,必将推进相关领域的研究向纵深发展。

(编辑:杨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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