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86岁告别大学讲台，90岁撰写综合性论著《人性谈》，93岁翻译《国富论》，100岁还在电话里给学生讲哲学课。他，就是南开大学的杨敬年教授。这位已在南开大学任教65年的经济学家，眼下仍在精确地规划着时间：凌晨3点投入工作，每天累计工作时间满8个小时。

现年106岁的杨敬年，就是一个生命的奇迹。他说：“我的年龄是100多岁，但在旁人看来我的生理年龄只有70岁，而我的精神年龄却只有30岁。”

辗转人生路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一个多世纪的坎坷经历，无论是政治压力、社会压力，还是经济压力，杨敬年都从未消沉。即使面对丧子之痛、病妻卧床，他依旧热爱生活，满怀信心与希望地工作着、生活着。

1908年，杨敬年出生在湖南汨罗。幼年时，其父杨海宗因与妻子关系不和，一气之下离家出走，从此杳无音讯。母亲黎蔚霞生下杨敬年1个月后带他住到外祖父家，在他10岁的时候改嫁他人。当时的中国百业凋敝，乡村生活尤其贫瘠，但曾是清末秀才的外公十分注重教育，杨敬年4岁开始启蒙，一直跟从外祖父读书。杨敬年13岁时，已能熟读四书五经，能写通顺流畅的文言文。外公夸他“文理精通”。

1927年，杨敬年考取设在长沙的黄埔军校第三分校。没想到入学仅3个月，就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马日事变”，驻守长沙的国民党反动军官许克祥叛变革命。杨敬年从黄埔军校离开后，过了几年靠教书糊口的日子。1932年，渴望继续求学的他几经周折，终于考入了当时不需缴纳学费的中央政治大学。

中央政治大学的毕业生大都走上从政的道路，但杨敬年毕业后却放弃了去江苏省民政厅工作的机会，选择到南开大学继续深造。“当时支配我的唯一动机，就是充分发挥自己的天赋。”杨敬年说，“我走的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道路。”

1945年，杨敬年如愿考取了中英庚款董事会第八届留英公费生，进入牛津大学攻读“政治学哲学经济学专业”。在这里，他对“开眼看世界”有了深刻体会。1948年5月，40岁的杨敬年获得了牛津大学的博士学位。毕业后，他受恩师何廉教授的邀请回到了母校南开大学任教。

“文革”爆发，杨敬年作为“右派”被天津市人民法院判处管制3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南开大学每月发给他35元生活费，让他在经济系资料室劳动改造。在此后长达20年的岁月里，他就是靠着这份微薄的收入维持全家五口人的生计。

屋漏偏逢连夜雨，灾难接踵而来。

1974年，68岁的发妻中风瘫痪在床，口眼斜、呕吐并发失语症，天津总医院的大夫告诉杨敬年：“准备后事吧。”但他不放弃。妻子在观察室里抢救了9天9夜，杨敬年就在那儿寸步不离地守了9天9夜，终于夺回了一条命。

此后，杨敬年终年守护着半身瘫痪的妻子，无微不至地照料她。卧室里，妻子的床边搭着杨敬年的行军床，“无论什么时候她需要，我都能在她身边。”

“唐山大地震的时候，我和妻子都在楼上。我就坐在她身边，那时我心情很平静，我想，她已经不能动了，我们就是同归于尽，我也不能离开她。”杨敬年这样回忆。

又过了两年，他的儿子飘蓬因急病去世。丧子之痛，痛彻心扉。

妻子在床上一躺就是24年，直到1998年92岁时去世。发妻弥留之际呼唤着：“我要见飘蓬，我要见飘蓬！”杨敬年俯下身对她说：“我就是飘蓬。”

“我总是回忆着我们刚结婚第二天，她为我补衣的情形，脑子里就不断重复着这样两句诗：‘空床卧听风和雨，谁复挑灯夜补衣？’”

“也许这就是所谓的‘命’吧——不是宿命的命，是无可奈何的事情。”杨敬年说，“我的办法就是‘以义制命’，能做什么，就做点什么。”

在那风雨如晦的日子里，杨敬年阅尽了人间冷暖、世态炎凉，资料室里大量的外文著作成为抚慰他心灵的“好朋友”。在这里，他心无旁骛地翻译了《不稳定的经济》《美国第一花旗银行》《垄断资本》《银行家》等8部著作，共计230多万字，为后来我国的经济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蹉跎学术梦

“欲为国家兴教育，肯将衰朽惜残年”

南开大学教授王玉茹把杨敬年最大的学术成就归结为两点：第一是将发展经济学引入国内，填补了学术空白；第二是翻译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并且使之成为畅销书籍。

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原主席孟宪刚则将杨敬年定位为名副其实的“三大家”：经济学家、教育家和翻译家。

王玉茹和孟宪刚都是南开大学经济系77级的学生，都曾受教于杨敬年，并为他的风采学识所折服。

在杨敬年的家中，记者仔细端详着他1948年6月被授予牛津大学博士学位时的留影。照片中的杨敬年，端坐，头微昂，双手叠放身前，浓密的黑发后梳，露出饱满的额头。朝气蓬勃，英姿勃发。

牛津大学对学术要求十分严格，对于获得博士学位者，要求其对知识有“原始的贡献”，因此当时大约只有一半的学生能够获得牛津博士学位。杨敬年考取第八届庚款公费留英，攻读哲学博士，1948年5月以《英国中央政府各部门职权的分配（与美国和英属自治领的比较）》通过论文答辩，并被授予哲学博士学位，而此时的他已经步入不惑之年。

求学道路艰辛曲折，但正如杨敬年自己所说，他所经历的那些曲折“未必都是坏事”，正是这些经历使他拥有了“宽广而深厚的学问基础”。

杨敬年是在中国的大学里第一个开设“发展经济学”课程的老师。

国际上研究发展经济学的学者众多，但我国的发展经济学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基本处于空白的状态。“发展经济学在我国引进较晚，学者们对它们大体采取三种不同的态度：一是只介绍内容，不加评论；二是基本上持否定态度，因为它的理论基础是具有庸俗经济学特点的新古典学派的综合，不过认为它也还不无可取之处；三是采取研究、分析、吸收和批判的态度。”杨敬年对于发展经济学，能够理解第二种态度，但更欣赏第三种。他认为：“我们应当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对待他们当时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态度，来对待今天的西方发展经济学。”

本着这一原则，杨敬年开始编写《西方发展经济学概论》这部“开山之作”，历时5年，三易其稿，全书54万字。

然而，1957年被划为“右派”后，杨敬年被迫告别讲台，不允许学术研究，接受了长达20年的“劳动改造”。对于一个踌躇满志欲干一番大事业的学者，这种痛苦是难以言述的。

做不了教师，就做翻译家。他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翻译的外国经济学著作和总计200多万字的联合国文件，大都以“集体”的名义或使用笔名面世。他的第一本译著《英国议会》用的笔名是“蓬勃”，最后一本译著《银行家》，才第一次署名“杨敬年”。

1979年，平反昭雪的杨敬年已年逾古稀，过了退休的年龄。他说：“欲为国家兴教育，肯将衰朽惜残年。我要为祖国的教育事业再工作20年，补偿逝去的岁月。”

86岁那年，杨敬年才恋恋不舍地告别讲台。

有人说，杨敬年最终居然连博导都不是，按照世俗的标准，他“混得真是不济”。

但是，他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对头：“和培养了几十名博士生、出版了几十部专著、发表了几百篇论文的教授相比，我虽然自惭形秽，却已尽了自己的绵薄之力。”

90岁时，杨敬年开始撰写《人性谈》，力图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等方面，全面论述人性。他对此感到满意：“到了90岁，才把自己要说的话出版了。”

他晚年的得意之作不止于此——《科学?技术?经济增长》《西方发展经济学概论》《西方发展经济学文献选读》《发展经济学的对象和方法》《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发展中的十大关系》《经济发展与国家财政——泛论发展中国家财政》《论教育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此外，他还累计指导了研究生20名。

93岁时，出版社约杨敬年翻译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他感到此书对于传播普及经济学知识意义重大，亚当?斯密是个“高耸入云的人物”，又自认“余勇可贾”，就一口答应下来。此后他每天工作8小时，用11个月时间完成了74万字的书稿，又陆续补充了6万字的索引，字字句句都是手书。

《国富论》出版后，十多年间重印了十几次，发行逾10万册，成为罕见的经济学畅销书。

百岁之年，杨敬年又出版了27万字的自传——《期颐述怀》。学生们送他一块匾额：“生命从百岁开始”。

毕业于南开大学的天津政协原副秘书长卢鹤文记得，退休后有一次参加校友活动，杨敬年问他：“退休后都干了什么？”他不假思索地说：“没干什么。”杨敬年立即关切地劝他“要老有所为”。当时，卢鹤文感觉面部发烧：“一个90多岁的老人教导一个70多岁的晚辈要老有所为，怎不叫人汗颜？”

古稀圆夙愿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杨敬年一生不改对党的信仰和追求。

有人说，一位满头银发的耄耋老人在党旗下宣誓，不是在作秀吧？

杨敬年回答说：“我到80岁入党，既非求名，也不求利，我是真心想要加入这个伟大的事业中，出一份力。”

他清晰地记得：他在1984年6月29日申请入党，1987年6月6日获得批准成为中共预备党员，一年后如期转正。

杨敬年认为自己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一生最大的幸福”，他说：“我40岁得到牛津大学博士学位，80岁成为中国共产党员，实现了自己的夙愿。牛津博士是求学的顶峰，共产党员才是做人的顶峰，二者不可相提并论。”

“夙愿”，就是一生的追求。

1927年，年仅19岁的杨敬年告别新妻幼子，报考了黄埔军校，“携笔从戎”，希望为打倒军阀出一份力。在军校期间，他就申请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且“组织已经开始讨论我的问题了”。

在他年轻的心中，“共产党就是一个为人民谋幸福的党”——这是他对共产党“朴素的阶级情感”。“马日事变”的爆发犹如骤起狂风，学校组织学生上街宣传反共，杨敬年被推选为宣传员，但他不顾众人劝阻毅然离去，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我当时醉心共产党，忽然叫我反共，我无法接受”。

读书期间，杨敬年不但刻苦钻研专业知识，也认真研读了《西行漫记》《青年的修养与训练》等进步书籍。毕业时，杨敬年不服从分配，执意报考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他称之为“第二次没跟国民党走”，这是人生中一大幸事。

尽管如期进入南开大学深造，杨敬年却没能如愿安心治学报效祖国。“七七事变”爆发，南开大学校园被炸，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共同南迁至昆明，组成“西南联大”。杨敬年不得不辗转于贵阳“中国农村建设协进会”，以学者独特的方式报国。

新中国成立前夕，何廉作为继张伯苓之后的南开大学第二任校长，送给杨敬年金条作为旅费，邀其共赴美国。但他执意留在南开迎接解放，因为他感到“有所作为的时代终于到来了”！

即使是处于磨难之中，杨敬年把别人强迫他做的事情变成他主动要做的事情，认真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从根本上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他说，经过“反右”和“文革”，一部分人放弃了对社会主义、对共产党的信仰和信心，这是不应该的。因为在中国如此广阔的土地上，有如此之多的人民，试行社会主义事业，这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开拓，弯路和错误不可避免，但是共产党人能够纠正自身的错误，这就值得我们信任。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又给了我新的政治生命，我下决心要让自己从一个怀抱‘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夙愿的知识分子转变为一个自觉的共产主义战士，为党的事业贡献自己的一切。我渴望在党的直接教育下，克服自己的缺点和弱点，为党和中国人民的事业献出自己的余年。”杨敬年这样表达自己对真理的追求：“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杨敬年说自己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我目睹了我们国家的繁荣昌盛，正在目睹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能生活在这么一个时代，我深感幸福，了无遗憾！”

王玉茹在回忆恩师当年入党情形时，不禁热泪盈眶：“苍苍白发映着鲜红的党旗，80岁的老人，此时此刻圣洁得如同一个赤子。”

（编辑：杨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