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观

谈谈治学的态度与方法

通过审美的方法,形成对于古代文学的丰富的感性知识与经验,在这样的基础上进行的文学史研究才是有效的。

关于治学的态度,我想用“诚”这个词来阐述。“诚”是一个哲学的概念,《中庸》是诚的哲学的开山,那里面说:

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

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能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关于这些话的注解很多,我不想繁琐引据,只谈自己理解,不一定准确。“诚”是一个本体,即真实之体,也是一个方法,即得到这个真实本体的方法。“自诚明”是由顿悟本体入手,然后阐述这个本体,即由诚到明。“自明诚”则是讲,先由他人(已经觉悟者)启迪,或者从自己先有的一点点积累出发,即所谓的“明”,最后一样悟得这个本体,所以叫自明诚,即由明之诚。前者是自觉顿悟,是性体的全部呈现,所以叫做“性”。后者则是由薰习、积累而逐步达到,所以叫做“教”。但两者其实是彼此包含着的。所以说能诚则明,能明则诚。诚是一个本体,一种态度,一种方法。人是有一种本质的,这个本质,中庸里把它叫做性。这个本质,需要“诚”的态度,“诚”的方法去发现它,就像孟子论性善,康德讲实践理性那样,他们用的都是“诚”的方法。要体现人的本质,当然不仅是一种哲学的阐述,一种思想与认识的方法,而且更是一种实践。只有天下至诚之人,才能尽自身之性,也就是发现自身作为人的本质,并且坚定不移地去实行之。能反身而诚,得到自己的本质及种种情状,也就能得到他人的本质与情状,也就同样有可能得到事物的本质与情状。能得人类与一切事物的本质与情状,当然就能赞天地之化育;用今天的哲学术语来说,就是发现事物规律,因势利导,不违背自然规律地行动。这样,人就可以与天地参,所谓通天人之际。

我想,《中庸》的这一段话,当然也可以作为我们做学问的指导思想。学问是人的事业,所以做学问,第一个就是要做人。做人的真正要义,是在发现人的本质的前提下,自觉地去实行。人的本质,不仅是个体性的,还是群体性的。人的个体性本质,古人叫做自然,群体性本质,古人叫做名教。但是名教是建立在自然的基础上的,古今中外无数贤哲的一切行为与学术上的努力,都是要让古今名教不断地接近人的本质。我始终坚持这样的看法,人的本质,存在于个体与群体的结合之中。中国古代的儒家思想,更多的是从群体来阐述人的本质,但也重视个体。道家更多的是从个体来阐述人的本质,但也并未忽略人作为群体的存在。我们做人,应该时时想到,我不是单个独立的存在,我是群体的一员,是家庭、社会、国家乃至全人类的一员;是独立的人,但又是依存于群体的。我想按这个思想去做人,是比较可取的。只有发现自身的本质,人性的本质与情状,才能谈得上治学。只有思想正确、人格健全的人,才能对一切事物有正确的看法。只有对事物形成正确看法,才能得到有价值的学问,得到有价值的学术发现。所以,我想中庸的这段话,完全可以作为我们做人治学的总纲。

关于学术研究的方法,我最欣赏的是清代章学诚在《校雠通义》里所说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这原是他概括刘向父子写作《七略》的一种方法,但足以作为一切具有史学性质的人文学科的基本方法。我认为也可以作为文学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当然文学史的源流演变,不像学术史那样可以清晰地呈现,但既然是一种历史的、发展的对象,最主要的当然还是要寻索他发展的脉络。

关于文学史研究的基本方法,我曾将它概括为审美、历史、逻辑三者。审美的方法,就是基础于具体的文本的阅读,并通过深入广泛的阅读培养一种行家的鉴赏与批评的眼光与能力。就像一个文物鉴定家对一件古文物能做出鉴赏与鉴定一样,研究古典文学的学人,也应该对古代的作家作品做出有效的鉴赏。这种能力,也就是刘勰在《文心雕龙?知音篇》中所说的知音、识器。这要通过大量的阅读,有时还要有一定的创作方面的经验。通过审美的方法,形成对于古代文学的丰富的感性知识与经验,在这样的基础上进行的文学史研究才是有效的。在这基础上,我们再去发现作家的思想、艺术及文学史的种种现象,进而探求文学的产生规律与文学史的发展规律,这就进入历史与逻辑这两种基本方法的运用。当然,为分析的方便,我们将三种基本方法分开来说,其实在具体的研究中,它们是结合在一起的。

(编辑:杨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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