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中国传媒大学“双一流”建设专访袁军副校长

2016-01-08 │ 浏览次数:6799

编者按:近日,国务院正式发布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明确了推进“双一流”建设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支持措施和组织实施办法。这些重大举措,必将加快我国从高等教育大国向高等教育强国跨越的步伐。为帮助广大师生更好地理解把握《办法》的精神要求,记者对袁军副校长进行了采访。

(以下,《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简称为《方案》,“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简称为“双一流”)


把方向 抓根本 创一流

记者:当下提出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有怎样的历史意义?

袁军:在任何一个国家,大学都是人才培养、文化传承、知识创造、科技创新与价值观塑造的重要场所,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指标,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体现。可以说,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是关系着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性战略问题。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的社会经济文化取得了全面发展,成就举世瞩目。2015年更是中国改革发展的特殊年,伴随“十二五”规划的收官,“十三五”规划酝酿出台,我们即将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我们党确定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第一个百年的决胜阶段。在这关键一年,国务院正式发布《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对加快教育体制机制改革、推动大学从规模式向内涵式发展、实现从高等教育大国到高等教育强国的历史性跨越,对提升我国教育发展水平、增加人才储备、复兴中华文明,对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进一步增强中国的国际影响力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记者:“双一流”建设的核心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应该如何把握“中国特色”与“世界一流”二者之间的关系?

袁军:《方案》中明确,加快建成一批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要坚持以中国特色、世界一流为核心,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支撑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为导向。这一指导思想与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在北京大学座谈会上所提到的“办好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中国特色。没有特色,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依样画葫芦,是不可能办成功的”、“我们要认真吸收世界上先进的办学治学经验,更要遵循教育规律,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的精神相一致。

坚持“中国特色”,就是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加强党对高校的领导,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要扎根中国大地,创造性地传承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并努力成为世界大学改革发展的参与者和推动者;要服务中国社会,遵循教育规律,发展适合中国当下与未来社会需求的学科方向,探索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建设路径。探索“中国特色”,是当下中国大学的历史使命,充分体现了我们的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和道路自信。

争创“世界一流”,就是要提高教育实力,提升全球声誉,成为世界顶尖科学研究与先进技术发展的主要力量,成为促进社会发展的参与者、主导者与引领者,成为人类知识创造的重要源泉。建设“世界一流”,是当下中国的历史使命,有助于建立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

民族的是世界的,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方案》中,“双一流”建设坚持以“中国特色、世界一流”为核心,既鼓励我们要站得高,有开放的视野和独揽狂澜的能力;又鼓励我们看得远,有开放的气度和海纳百川的胸怀。

记者:如何理解《方案》中的重点任务?

袁军:《方案》从“建设”和“改革”两个层面上安排了十项任务。

建设任务共有五项:一是,建设一流师资队伍。强化高层次人才的支撑和引领作用,加快培养和引进一批一流科学家、学科领军人物和创新团队,培养造就一支优秀教师队伍;二是,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突出人才培养的核心地位,着力培养具有国家使命感和社会责任心,富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各类创新型、应用型、复合型的优秀人才;三是,提升科学研究水平。以国家重大需求为导向,提升高水平科学研究能力,着力提升解决重大问题和原始创新的能力,推进科研组织模式创新。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世界影响的新型高校智库;四是,传承创新优秀文化。加强大学文化建设,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化育人作用;五是,着力推进成果转化。深化产教融合,着力提高高校对产业转型升级的贡献率,推动重大科学创新、关键技术突破转变为先进生产力,增强高校创新资源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驱动力。

从这五项建设任务可以看到,《方案》力在强调要让大学教育回归大学的根本,也就是人才的培养。大学要充分调动教师的积极性,激发学生的无限潜质,把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视为教化育人的理念,让一流的师资培养一流的人才,让一流的人才研发一流的科技,让一流的科技转化成一流的成果,把学生视为大学的主体和根本,把服务社会作为育人的根本。我们看今天世界上的一流大学,无一不是把一流的人才培养放在办学目标的首位的,而一流人才的重要衡量标准就是他们服务社会、贡献自我的能力和精神。

改革任务也是共有五项:一是,加强和改进党对高校的领导。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牢牢把握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全面推进高校党的建设各项工作;二是,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加快形成以章程为统领的完善、规范、统一的制度体系,加强学术组织建设,完善民主管理和监督;三是,实现关键环节突破。加快推进人事制度、人才培养模式、科研体制机制、资源募集机制等方面的改革;四是,构建社会参与机制。加快建立健全社会支持和监督学校发展的长效机制。建立健全理事会制度,加快完善与行业、企业密切合作模式;五是,推进国际交流合作。加强与世界一流大学和学术机构的实质性合作,加强国际协同创新,切实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竞争力和话语权。

从这五项改革任务我们可以看到,《方案》将着力点放到了回归大学改革的逻辑起点上,通过对大学管理过程中所涉体制机制的顶层设计,为人才培养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也可以理解为,推进改革任务是为了更好地完成建设任务,两个层面相辅相成,最终的落脚点都是促进大学教育回到根本,聚焦根本。

 

鼓励和支持高校差别化发展

记者:《方案》对高校开展“双一流”建设提出了哪些要求?

袁军:《方案》中明确规定:高校要坚持“以一流为目标、以学科为基础、以绩效为杠杆、以改革为动力”的基本原则,根据自身实际,合理选择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路径,科学规划、积极推进。拥有多个国内领先、国际前沿高水平学科的大学,要在多领域建设一流学科,形成一批相互支撑、协同发展的一流学科,全面提升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入世界一流大学行列或前列。拥有若干处于国内前列、在国际同类院校中居于优势地位的高水平学科的大学,要围绕主干学科,强化办学特色,建设若干一流学科,扩大国际影响力,带动学校进入世界同类高校前列。拥有某一高水平学科的大学,要突出学科优势,提升学科水平,进入该学科领域世界一流行列或前列。

具体的目标是:到2020年,若干所大学和一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若干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学科前列;到2030年,更多的大学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若干所大学进入世界一流大学前列,一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学科前列,高等教育整体实力显著提升;到本世纪中叶,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数量和实力进入世界前列,基本建成高等教育强国。

也就是说,统筹推进“双一流”建设,首先应该是分步稳步进行的,而不是蜂窝而上一蹴而就。高校要根据自身的发展阶段和发展优势来明确定位与目标,有所为有所不为。另外,此次《方案》中,把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这就意味着,大学建设走向内涵式发展,对于综合性、教学研究型、行业特色型等不同类型的大学来说,都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关键在于如何形成适合于自己的差别化的发展路线。

记者:高校如何做到差别化发展以避免“千校一面”的局面?

袁军:做到差别化发展,首先就是要认清自己,找准定位,充分发挥既有的特色和优势。《方案》中也明确提出了“分类推进”,既适度发展综合性大学,又支持小而精、有专业特色的高校发展。换句话说,大学建设要遵循教育的规律,不同的大学有不同的人才培养定位、社会功能定位、学科建设定位以及办学思路等,部分高校可以采纳宽口径、厚基础的路线,部分高校就得在通用专业服务上下功夫。定位不同,路径不同。

在尊重既有优势和传统的基础上,我们亟需以创新为驱动力,根据各校自身发展情况,稳步加快高校内部的体制机制改革,破除制约发展的障碍,建立健全学校的章程落实机制,完善民主管理和监督机制,探索现代大学治理体系与治理架构。

同时,规范和理顺大学与政府、大学与社会的关系,在维护高校依法自主办学的前提下,量体裁衣,寻找符合自身定位与目标的相关国际、国内社会资源等,调动多方的积极性,形成合力,共同推进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更好地服务社会。

记者:建设“双一流”,高校可以获得哪些政策支持?

袁军:《方案》中对支持措施有三个规定:

一是,总体规划,分级支持。国家层面进行顶层设计、宏观布局。支持不同类型的高校和学科差别化发展,鼓励高校办出特色,争创一流。结合高校财政拨款制度改革,分级支持,中央高校主要由中央财政给予引导支持,地方高校主要由地方财政统筹安排。鼓励地方政府支持中央高校建设,中央财政也会通过支持地方高校发展的相关资金对地方高校建设给予引导支持,形成立体化的财政支持结构。

二是,强化绩效,动态支持。创新财政支持方式,资金分配在公平竞争中体现扶优扶强扶特,进一步增强高校财务自主权和统筹安排经费的能力。更加突出绩效导向,建立健全绩效评价机制。在相对稳定支持的基础上,根据建设情况,动态调整支持力度,增强建设的有效性。

三是,多元投入,合力支持。完善政府、社会、学校相结合的共建机制,形成多元化投入、合力支持的格局。鼓励有关部门和行业企业积极参与、加强与高校合作,通过多种方式支持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要健全社会支持长效机制,多渠道汇聚资源,增强自我发展能力。

整体上来看,支持措施与建设要求和建设任务保持了高度一致性。鼓励高校的差别化发展,所以在政策支持上扶优扶强扶特。鼓励高校内外部体制机制改革,所以在政策支持上,一方面引入竞争机制,通过多方考评提供动态弹性扶持,另一方面突出汇聚社会资源倡导调动合力支持。


以创新为驱动力 释放改革红利

记者:与以往的高校重点建设项目相比,《方案》的关注点是否发生了变化?

袁军:不管是以前的重点建设项目还是这次《方案》的发布,都是针对我国高等教育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下的不同需求和关键问题而产生的。

1995年以来,我们先后实施了“211工程”、“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和“特色重点学科项目”等重点项目。这些项目出现的时候,我国的高等教育正处于缺乏资源、缺乏支持的时期,所以本着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初衷,我们汇聚优势资源重点建设了一批高校。正如《方案》指出的,通过这些项目的实施,一批重点高校和重点学科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带动了我国高等教育整体水平的提升,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与此同时,重点建设也存在身份固化、竞争缺失、重复交叉等问题。

为了解决新时期出现的新问题,《方案》应运而生。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些鲜明的变化,比如:根据高校发展的现状与社会的现实需求,以一流为目标鼓励高校的差别化发展,分类推进;重视高校的发展规律,以学科建设为基础带动学校建设,将学科建设与学校建设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注重评价导向,以绩效为杠杆引入竞争机制,提供动态支持;重视高校内外部体制机制改革,以改革为动力加快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适度放开,以创新为驱动力强化社会资源与项目的整合;等等。

当然,《方案》的发布还有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那就是在我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时期,在我国经济社会处于全面转型的关键时期。所以,《方案》特别强调了“双一流”的核心是“中国特色、世界一流”,而且明确提出要“推动一批高水平大学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业或前列”的总体目标。

记者:《方案》在高校建设的体制机制方面有什么突破?

袁军:《方案》在高校建设的体制机制方面有很多突破,主要包括:

首次在文件中明确激励与退出机制,引入评价导向,打破身份壁垒,强化竞争意识。比如,对内,要实现关键环节突破,推进人事制度、人才培养模式、科研体制机制等方面的改革;对外,要建立健全绩效评价机制,积极采用第三方评价,根据评估评价结果动态调整支持力度。对实施有力、进展良好、成效明显的,适当加大支持力度;对实施不力、进展缓慢、缺乏实效的,适当减少支持力度。这些规定都将打破高校的固有身份,营造公平公正的发展环境,为更多学校提供发展机遇。

首次在文件中明确要增强高校在财务方面的自主性。《方案》中提出“进一步增强高校财务自主权和统筹安排经费的能力”,这一规定将有助于对高校突出自身特色,激发高校的动力与活力,将教育支持最大程度地落到实处。

《方案》倡导适度放开,吸纳社会资源,强化资源与项目整合能力,要求“加快建立资源募集机制,在争取社会资源、扩大办学力量、拓展资金渠道方面取得实质进展”。同时,积极构建社会参与机制,强化高校的社会服务功能,要求加快建立健全社会支持和监督学校发展的长效机制,建立健全理事会制度,加快完善与行业企业密切合作的模式,积极引入专门机构对学校的评估。这些改革也将在推进高校成果转化、深化产教融合、增强高校创新资源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驱动力方面起到关键作用。

记者:《方案》将为我校带来怎样的发展机遇?

袁军:《方案》的出台,对于有着特色学科优势的教学研究型大学来说,尤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校是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大学,是国家985“优势学科创新平台”项目重点建设高校。一直以来,学校致力于对高层次、复合型传媒创新人才的培养,坚持“以学科建设带动学校综合实力的整体提升”的办学思路、“基础学科入主流 优势学科创一流”的学科建设思路,为建设世界知名高水平传媒大学而努力。建校60多年来,逐步构建起以新闻传播学、戏剧与影视学、信息与通信工程为龙头,文、工、艺、管、经、法、理等多学科协调发展、交叉渗透的“小综合”体系,并在信息传播领域涌现出大批高层次人才,广泛开展社会共建,推进政产学研用一体化发展和技术成果转化,为党和国家的传媒事业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方案》的实施,更是为我校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我校将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以立德树人为根本,发挥优势学科的带动作用,全面推进、整体跃升,抓住当前世界文化传媒业发展的强劲势头,准确把握传媒发展趋势,赢得大数据时代传播科技和传媒教育的主动权,建设世界知名高水平传媒大学,为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实施网络强国、“互联网+”行动计划、创新驱动发展等国家战略积蓄更多能量。

(本文刊登于中国传媒大学校报451期4版)

(编辑:王丹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