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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摄”口述实录:第24章 三重门·电视有多高(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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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09-21    浏览量:29

马国力:不仅做成了,而且对后面央视体育赛事公用信号制作的影响绝对是无价的。

这47个孩子仅仅是奥运转播成员中小小的一分子,对于他们来说他们是幸运的,因为这次奥运转播将成为他们自身最宝贵的财富。

BOB与中国传媒大学的完美结合,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这本《体育赛事电视公用信号标准研究》为大型节目的转播提供了启示,而这47个学生毕业后,除几个考研继续上学的学生,全部被中央电视台录用,现在,他们全部是那里的骨干。

“在中国举办的奥运会绝对不能任由外国人摆布,如果整个北京奥运会全是外国人来转播,那么无异于是将中国自己的话语权交给了别人。我们必须要用中国的团队来控制那些最重要的东西。我们应当尽可能多地参与赛事的公用信号制作,让外国人看到中国不仅是一个体育大国,也是一个赛事公用信号制作的大国。”这是马国力与任金州2003年见面第一次讨论奥运转播时说的话。2008年后,再看这些话,他们做到了,他们用行动践行了这句话,为中国的奥运献上了最宝贵的一份大礼。

17.电视有学

逝去的20世纪,因为电视有了记忆;而生命与岁月因为记忆显得悲喜交加。

在中国上个世纪50年代,当沈力在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的前身)一个由办公室改建的简陋的播放室里,播出中国第一条电视节目时,没有人会想到,这个时间不长、制作粗糙的节目,却是中国电视事业上重要的一步,也是影响深远的一步。

77摄影班的同学们伴随着中国电视的发展与之共同成长,对于中国电视的思考也在同学们的成长中日趋成熟。从无学到有学,从无体系到初具规模,他们不仅仅是中国电视的见证者,更是中国电视学的缔造者与建设者。

手艺人的“手艺书”

就在电视起步之时,中国陷入了慌乱的“文革”十年。没有电视节目的实践,电视理论研究自然也随之处于停滞状态,就连之前的研究成果也被认为是修正主义而大加批判否定。广播电视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也被篡改为“全面专政的工具”,此时的中国电视,已经毫无理论可言。

然而,进入到了八九十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也沐浴着中国的电视事业。“四级办电视”决策一经提出,中国电视事业有如雨后春笋一般迅速成长,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无论是播出数量还是质量,都有了极大改观。然而,与之相配的电视理论却很不系统、很不成熟,即使有人在研究,也只不过停留在个人的自发状态,没有相应的组织机构,分散无序,而这些文章也仅仅是发表在自己誊写的油印刊物和教材上,或党政机关报副刊及晚报之上,更不要说国外译著了。

钟大年:毫不夸张地说,书店里所有关于电视的书加一起,也不过一个书架。

日益丰富的电视实践时刻都在召唤着理论的介入与创新。而此时的北京广播学院,拥有着一份使命感与责任感,而这一艰巨的任务,便落到了电视系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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