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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学民:“推动学术理论中国化”

——以中国政治传播研究为例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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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05-23    作者:荆学民 浏览量:326

近日,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这对于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理论和学术研究者来说,是百年不遇的大好时机,是我们在时代变迁的大格局中,进一步坚定学术信念、提振学术精神、升华学术境界的强大动力。

《意见》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充分体现继承性、民族性、原创性、时代性、系统性、专业性。《意见》全面论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哲学社会科学的作用,号召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立时代潮头、发思想先声,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全篇论述在许多重大理论问题上,展现了前所未有的创新。

我们作为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普通工作者,需要“顶天立地”的精神,除了在高大宏远的层面上领略、领会中央文件的精神,更需要结合自己的研究状况和工作实际做一些“接地气”的思考。本篇短文,结合我所从事的中国政治传播研究,就《意见》中所提出的“推进学术理论中国化”这个具有时代使命意义的召唤做一些思考。

以我的理解,所谓“学术理论中国化”至少包含四个层面的旨趣:一是坚持中国立场聚焦中国经验,二是立足中国的客观事实进行概括、抽象和总结,三是构建中国特色的学科学理体系,四是使用中国特色的思维范式和话语表达。依照这样几点理解,可以说,在诸多的学科领域中,对于中国的政治传播研究来说,推进其“学术理论中国化”就显得尤为迫切。

众所周知,“政治传播”或“政治传播学”这个所谓的“学科”,在中国却是个“舶来品”。西方的以大众媒介为核心要素倾力服务于其竞选性政治而形成的政治传播观,牢牢地植根于很多的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之中。他们更多地把“政治传播”理解为“依赖媒介的专业化政治操作”。乃至于到了今天,还有人拒不承认中国有政治传播,更不愿意承认中国的政治传播研究。在大众的普遍学术意识中,人们有意无意地、自觉不自觉地以西方的这种政治传播观来评判和规范西方以外的乃至于整个人类的政治传播活动。一些西方学者甚至还在继续强烈呼吁“政治传播的范畴必须被缩小”,应“集中关注通过大众传媒,尤其是通过它们的新闻内容进行的符号与讯息的交换”。这种情况下,政治传播已经成为完全为竞选性政治服务的工具。政治传播的大理论家麦克奈尔借力李普曼有感而发,说“当代意义最为重大的革命不是经济革命或是政治革命,而是一场在被统治者中制造同意的艺术的革命”。

在我看来,应该明确,人类的政治并不从一开始就是西方式的竞选性政治,至今为止,也不都是这种竞选性政治。因而,对于政治传播的西方式的狭窄理解,并不能覆盖现实的全部人类政治传播活动。

中国的政治体制、机制和生态有着区别于西方竞选性政治的特殊性,媒体媒介的性质、地位、机制、作用等与西方国家也有很大的区别,西方的基于政治竞选和媒介中心的政治传播理论,已然很难解释现实的中国政治,更难以解释和引导中国的政治传播实践。因此,我们需要从更高的境界来研究政治传播,而要达到这种更高的境界,当务之急就是推进政治传播学术理论中国化。

政治传播学术理论中国化,也不是建立在空中楼阁的单纯的情感式诉求之上,而是有着其坚实的学理基础。

从政治学的学理上讲,当我们把思维倒推到“人是政治的动物”,而政治的“公共性本质”又意味着“传播”,即人的“政治性”与政治的“传播性”二者同一的时候,我们才能把握到人类政治传播的逻辑起点,才能把握“政治”和“传播”的精髓。这就是说,从更高的视野和更深的锐度,来公平地规范和研究政治传播,政治传播便不能以现代西方的政治传播观为标本。

从传播学的学理上来说,一种事物的“可传播性”,取决于这种事物“有用性”的可扩展程度。有些事物十分有用,但是可能仅适应于其原发环境而不适宜扩展。一般来说,经验性的“地方性知识”可传播性相对较弱,因为它受到产生这种政治价值的政治条件的严格检验,其可传播性程度直接受制于“传者”和“受者”两种现实环境之间的相似程度。所以,由于各国历史传统、宗教信仰和政治制度的差异等原因,西方的经验价值很难直接转移到非西方国家中去,相反也一样。另一方面,与经验价值不同,规范价值具有较强的可传播性,这种可传播性是指首先在西方或东方社会形成的价值是否具有普遍性。当然,虽然经验价值与规范价值的可传播性不同,但是两者却不是割裂的。由特殊性到普遍性的传播和扩展,体现了人类精神文明由具有分歧的现实状态不断走向没有分歧的理想状态的进步过程。当然,人类的政治传播,传播的内容归根结蒂是一种政治文明。西方的政治文明发展至今,总结出了一些基本的理念和原理,同样,基于中国政治实践的中国特色政治文明也应该有其基本的理念。从政治传播角度看,政治文明是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统一,也是经验与规范的统一,无论是其特殊性还是其普遍性都离不开政治传播。特殊性意味着其在特定的经验政治中生成,这种生成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扩展和传播的过程;普遍性意味着其规范价值意蕴在其生成的政治系统以外被接纳、认同,这更是一个传播和共振的过程。

在随着传播技术迅猛发展人类政治文明不断走向深度融合的新时代中,当我们把来自于某地区某国度的政治治理成果总结升华为政治文明的时候,所着力诉求的是其对于人类政治所具有的普遍指导意义,这种意义的实现所依赖的正是政治传播。进而言之,支撑中国社会改革开放迅猛发展几十年的中国特色的政治文明,应当通过有效的政治传播惠及全世界,造福全人类。

当前,全球政治的不确定性、不相融性、不靠谱性,国内政治的正向性、敏感性、紧迫性,持续加大着对政治传播研究的依赖,政治秩序规制者角色的争夺、政治话语定义权的争夺、传播技术控制权的争夺等等,这一切,将赋予政治传播研究以极大的风险和无穷的魅力。

中国的政治体制独特,若坚守上述那种西方政治传播观,中国就只有政治宣传,还谈不上西方那种意义上的政治传播;但如若超越西方政治传播观,视中国的政治宣传亦为进入互联网时代的多态政治中的政治传播,那么,接着而来的挑战就是,如何使中国的政治宣传,转型为更适合现代政治尤其是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政治的新型政治传播?政治宣传在中国首先是一个具有巨大历史惯性和穿透力的实践问题,其次才是理论问题,所以,中国政治传播的战略转型,是值得我们花大力气用心研究的“转型”重大问题。

加快推进“学术理论中国化”,是我们当下遇到的中国政治传播领域许多重大现实和理论问题的努力的方向。比如,中国特色的政治传播理论,才可能解释人类社会政治发展道路的“国别特色”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如何相融。基于此,我们才有信心、有理由,从立足于中国经验的“中国梦”中精准提炼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普遍价值向全世界传播。同时,把立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一带一路”的普遍价值落实到中国经验上来,从而使中国目前的伟大事业“中国梦”和“一带一路”成为一种政治文明,让全球共享。


(*作者系我校政治传播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

(编辑:曹琬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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