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逄增玉:草明文学道路与业绩的历史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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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文艺报    2017-09-13    作者:逄增玉 浏览量:306


1964年10月,在东北生活近20年、在鞍钢生活10年的草明回到北京中国作协,被安排到北京文联任专职作家。对工业和工厂情有独钟的草明次年又到北京第一机床厂体验生活并担任党委副书记。她像在鞍钢时期一样,积极辅导和支持工人写作,定期举办青年业余文艺创作学习班。从1966年下半年到1972年,这个在高中时期就参加左翼文艺活动的女作家,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文艺黑线人物,经历了批斗、抄家、下放京郊农村等遭遇。1972年解除审查后,她依然积极参与北京第一机床厂工人创作学习班的辅导工作。新时期到来后,她参加各种社会和文学活动,并在1980年起笔创作、1984年完成出版长篇小说《神州儿女》。这部以“文革”时期北京机床厂为背景的长篇工业小说,其描写的造反派和“四人帮”在企业的爪牙的“大恶”,就是对工业管理和生产制度、国家工业化的全面破坏,以及由此而来的对知识分子、技术专家、技术工人和红专兼具的革命干部的迫害。而代表国家栋梁的好工人与好干部的“大善”,就是在“抗恶”斗争中矢志不忘恢复工业生产和科学管理、不忘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大业,并在“文革”结束后重建工业秩序和重绘工业现代化蓝图。过去被视为资本主义经营模式和“马钢宪法”代表的“修正主义”工业管理和生产制度,成为“文革”中遭到破坏、“文革”结束后得到恢复的历史之善,而维护还是破坏这种制度,成为判别好坏善恶的分水岭。这种表达重建工业生产秩序和制度、重建工业现代性和权威性的历史诉求,一方面是对《原动力》和《火车头》表达的工业文明及其价值主题的呼唤与回归,另一方面也是对大跃进时期的《乘风破浪》表达的矛盾的自我校正和回应——社会主义的工业化道路不能偏离工业现代性规定的理性、秩序和文明,任何废弃和偏离都是对工业化、对神州中国的最大破坏和颠覆,是与革命性对立的反革命的历史倒退,与现代性对立的封建主义阴魂的复辟。这部呼应了拨乱反正的时代要求的小说,在工人出版社出版后受到广泛欢迎,首印十几万册很快售罄。

在工业题材小说之外,草明还写了一些其他题材的短篇小说和各种随笔散文,都有鲜明的时代特点,某些回忆性散文具有很好的史料价值,不过影响远逊于她的中长篇小说。2002年,89岁的草明逝世于北京。综观草明的一生及其文学道路和写作,有几个方面是令人难忘的。第一,就是她的一生与左翼文艺、与中国革命和解放、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建设事业始终不可分离,红色、左翼、革命和建国是嵌入她生命的“红丝带”和生命中乐于承受之重。她从高中时代参加左翼文艺投身革命,一生矢志不移,是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左派”。她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文艺观,始终被左翼文艺与政治、被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所铸造和“生气灌注”,而延安文艺整风运动更是彻底地强化和固化了她的思想意识,做革命和党的螺丝钉与齿轮,一切听命于组织,以党和革命的要求作为绝对律令自觉彻底地遵从、配合、服从、听将令,甘为战士和斗士,真正做到了不怕坐牢、杀头和离婚——坐过国民党的监牢,在延安时期又因丈夫移情别恋而离婚,文化大革命中又被批判和下放,但她的信念从未动摇和颓废,始终认为组织安排自己做的任何事情都是正确的,必须服从和配合。因此,在东北解放区批判肖军时她参加批判,解放后的各种政治和文学批判运动她也响应,直到文化大革命她自己也被批判打倒。她左得单纯,朴素,透明,不乏幼稚,甚至在“文革”中北京文联作家被红卫兵批判毒打时,她对老舍的揭发既是为了自保,也是她一贯的世界观人生观导致的惯性必然。草明可以说是一个从不想主观作恶、只是跟随历史和政治大潮起伏和搏击的有些政治浪漫主义色彩的理想主义者,鲁迅在30年代左联成立大会上倡导要造就的大群的新的左翼战士和作家队伍,草明就是这样的一名左翼战士,永远遵从组织和政治律令,哪怕有时被革命伤害也不动摇和退出,当然,有时战斗的对象选择错了也很少忏悔和内疚,原因就在于那是她献身的理想、政治和组织的要求与 “将令”,它们在草明的世界观中是永远正确必须紧跟的。

其次,草明从东北解放区开始创作的工业题材文学,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具有非常独到的、历史不会忘记也不应该忘记的重要价值。作为农业文明历史悠久、长期以农立国的中国,没有赶上世界工业化的第一波浪潮,近代以来虽然不断有富国强兵、船坚炮利的历史要求和行为,但始终没有发达强大的工业。因此,中国文学史有山林、田园、乡村文学传统,却无工业文学的积累和经验。现代作家自五四时期呼唤民主科学和“黑牡丹”等工业文明之花,但由于只有上海等少数半殖民半封建的都市才具备初步的工商业,表现对象的缺失使现代作家心有余而“材料”不足,加之缺少工业文学的传统和经验的滋养,也导致现代作家的“心力”亦不足,所以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只有茅盾等少数作家的少数作品,表现了大都市上海和抗战时期大西南的工业、资本家和工人形象,提出了中国的民族工业何去何从等充满政治和意识形态诉求的问题。由于东北历史发展的特殊性,日俄殖民主义出于维护统治的需要,在那里进行了掠夺式的重工业建设,其间张作霖父子也出于建设家天下的目的进行了以军事工业为主的工业开发和布局。故此抗战胜利后东北的重工业占据全国的80%以上,这就为中共出于革命夺权和建国目的实施布局的东北根据地建设提供了丰厚的物资保障和基础,也为草明创作工业题材文学提供了现实的质料和养料。就草明的文化程度和文学素养而言,驾驭本国文学传统里没有资源和经验可以借鉴的工业题材文学,其实是有难度和挑战性的,何况世界性范围内真正成功的工业题材文学作品,数量也很稀缺,对人类历史和文明进程发生史无前例影响、被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誉为比人类此前几千年创造的生产力总和还要多的工业文明和现代大工业,似乎是文学的天敌,它比宗教、战争、爱情、乡村、革命等诞生了一大批世界性文学名著的题材,更难以驾驭和表现,它似乎是文学和作家的黑洞,谁接近都会被吞噬和埋没。但是,作为左翼作家和革命战士的草明不畏艰难,为政治和革命而闯入她很快就非常喜欢的工业题材领域,一发而不可收地写作了多部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工业题材小说,成为这一领域写得最多、最好的作家之一,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提供了填补历史空白性的表现领域和文学经验,这是草明的贡献和光荣。草明的工业题材文学创作并不完美,带有历史与时代的局限,但却珍贵而有价值——因为判断一个作家的创作成就和文学史意义的重要一点,就是看他是否提供了新鲜和独特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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