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京人眼中的钟鼓楼有着前朝的余绪：“鼓楼像是一个穿红袍、戴红帽、矮胖身材的贵族，钟楼像是一个穿灰袍、戴灰帽、瘦高身材的平民，两人一前一后，形影不离，度过了700多年悠悠的岁月。” （余钊《北京旧事》）在来自乡下的杏儿（刘心武《钟鼓楼》中的人物）眼中，钟鼓楼有着俗世的幸福：“鼓楼比她想象的还大，这让她高兴。……她看见了钟楼。她觉得钟楼真秀气。不知为什么，她觉得可以把钟鼓楼比作一对夫妻，鼓楼是夫，钟楼就是妻。他们永远那么紧挨着，不分离。”刘心武眼中的钟鼓楼意味着建筑的凝固和时间的流逝：
请记住，在北京城中轴线的最北端，屹立着古老的钟鼓楼。
鼓楼在前，红墙黄瓦。
钟楼在后，灰墙绿瓦。
鼓楼胖，钟楼瘦。
尽管它们现在已经不再鸣响晨钟暮鼓了，但当它们映入有心人的眼中时，依旧巍然地意味着悠悠流逝的时间。（刘心武《钟鼓楼》）
不管是前朝的余绪，俗事的幸福，还是建筑的凝固和时间的流逝，都蕴含在钟鼓楼身上流淌的历史感中。始建于元代的钟鼓楼，至今已有七百多年的历史。鼓楼在元代时名齐政楼，到明代永乐十八年（1420年），它才被改建于现在的位置。清朝接用了明朝的全部宫室坛庙，包括鼓楼。据说当年鼓楼上面安置着二十四面更鼓，每面直径都有一米半左右，都是用整张的牛皮蒙制的。庚子年“八国联军”入侵时，鼓楼亦被劫掠，如今二十四面更鼓仅余一面，而且鼓面上还留下了列强的刀痕。钟楼在元代时是万宁寺的中心阁，明代未动，清乾隆十二年（1745年）重建后，才呈现出今天的面貌。在元、明、清三代，钟鼓楼最主要的职责就是“司时”。它最初计时的方法是铜铸刻漏，即利用水在不同大小的铜壶中均匀滴，而度量出时间，据说清时改用更香。钟鼓楼向人们报时的方式是击鼓撞钟。民国时期，仿照英国对皇室实行优待政策，逊帝溥仪依然被允许住在紫禁城中，维持其小朝廷的格局，钟鼓楼司时的功能也延续了下来。直到1924年，溥仪被冯玉祥赶出紫禁城，负责旗鼓手的机关“銮舆卫”才随之被取消，老百姓就再也听不到响彻北京城的晨钟暮鼓了。
童年时听过钟鼓声的朱家缙先生，回忆起旧京的钟鼓声，如此描叙：“记得当时每天晚上听见打鼓由慢而快的三通，据说是一百零八，但我没数过，只觉得有点像《击鼓骂曹》的‘渔阳三挝’。打过鼓，停一会儿，又撞钟。夜里十二点钟又一次，早晨天亮以前又一次。早晚两次我每天听得见，觉得很好听，又感觉很严肃，因为我常听见这样口气的话：‘别闹了，该睡觉了，鼓楼都打鼓了。’夜里12点钟的鼓我很少听见，偶然正赶上，好像有点可怕，什么理由，说不出来。”（朱家缙《什刹海梦忆录》）朱家缙幼时原住在王府井大街西堂子胡同，九岁时迁居帽儿胡同，距钟鼓楼更近，钟鼓声也听得分外清楚。他说，鼓的声音“沉重宽厚，有很大的气势，好像夏天酝酿下雨的时候，远方隐隐有隆隆的雷音”，钟的声音只能用“洪”来形容，因为“声洪就是说这声音不仅仅是大，而且是说这大的声音发出震动的音波、嗡嗡的起伏、飘飘然送到远方”。（朱家缙《北京的钟鼓楼》）金焘纯先生对钟的声音的形容是“亢亮”，对鼓的声音的形容则是“同时击响的二十四面更鼓则总汇成惊天动地的巨大鼓声”。他还说：“尤在冬日夜深之时，寒星闪烁，万籁无声，高楼鼓声，响彻九霄，更增添了古城的肃穆和威严。”（金焘纯《演尽沧桑话鼓楼》）
当钟鼓楼的钟鼓声不再响起之后，它的最重要的功能渐渐被人们遗忘。上个世纪50年代的周汝昌看到《北京日报》上的一篇文章《北京钟楼的钟声》时，禁不住惊呼：“哦，原来‘钟楼’是有钟声的”！他还说：“我从来就是把它当做‘纯装饰性’的东西看待的，我还以为钟楼‘天生’就是哑巴呢。”在“世界上不是很有些古老的钟楼，至今仍然每日发出动人的钟声吗”这样的追问中，周汝昌先生表达了自己的希冀：
我忽然眼中似乎看到整齐一新的钟楼，重阳佳节，居民游客，在上面凭栏远眺，按照人们喜爱的传统民族风俗来欢度节序（这也是人民幸福生活中不可少的一部分），耳中似乎听到一种响亮、沉雄、醇厚的钟声从钟楼传出，悠扬地播散开去。我仿佛看到全城无数劳动人民、家庭妇女、儿童学生……都在倾听着这声响，升气勃勃地上班下班、安排工作、调度家务。又忽然似乎看到“五一”、国庆等大节日的天安门前的壮丽场面，这钟楼上发出比平日格外响亮优美的声音，和不同的节奏，忽紧忽慢，连续撞击，为祖国敬礼、祝福；不在天安门前的人们，也都耳听着这钟声，心中激动，沸腾……（周汝昌《关于“北京钟楼的钟声”》）
周汝昌先生这个小心翼翼的愿望，终究难以实现。时代的发展变化已经不再需要钟鼓楼为这个城市击鼓撞钟报了。尽管人们感怀“钟楼哑了，鼓楼聋了”，“钟鼓楼就像一位聋哑的老人，以缄默封存住一个在人类听觉中逝去的北京”（洪烛《北京钟鼓楼的前世今生》），但是历史滚滚向前的车轮终究无人能当。今天钟鼓楼所发出的声音只能是历史的排演，或者节庆时的点缀。不过，缄默的钟鼓楼并不影响它所带给人们的真切历史感。在刘心武的《钟鼓楼》中接近结尾的地方，年轻优秀的知识者荀磊对张秀藻讲，尽管以前他的历史常常得满分，可是很长的时间里他并没有真正意识到什么是历史，他说：“直到我从英国回来，经过万里跋涉，终于又到达这钟鼓楼脚下，一眼望见了这鼓楼后身那口废弃的铁钟时，不知怎么搞得，我的心一下子狂跳起来，眼睛发热，嗓子眼发涩，我一下子产生了一种实实在在的历史感……”《钟鼓楼》中描写的故事发生在上个世纪80年代，社会风尚和现实的急剧变化所造成的今昔对比，使小说中的人物面对钟鼓楼的这种心灵震动具有了某种时代性。
刘心武在这部以“钟鼓楼”的命名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品中，毫不掩饰自己对钟鼓楼的偏爱。谈及南北中轴线上的皇城北门地安门的拆除，刘心武认为“不足惜”，甚至地安门外大街，他也认为应该改名为“鼓楼前大街”，“因为地安门早在解放初便已拆除，不成其为一个标志，而巍峨的鼓楼至今仍屹立在这条街北边，并且今后一定会当作珍贵的文物保留下去，所以，这条街其实不如还是叫‘鼓楼前大街’的好”。（刘心武《钟鼓楼》）在刘心武的笔下，来自乡下的杏儿逛天安门、中山公园、故宫甚至王府井时都没有看到钟鼓楼时那么兴奋、激动。或许是相对于天安门的雄伟、中山公园的雅邃、故宫的威严、王府井的繁华，平民化的钟鼓楼一下子就赢得了来自乡下的杏儿的亲近感。
洪烛在《北京钟鼓楼的前生今世》一文中说：“对于这座古老城市所经受过的漫长历史，天安门自然是它尊贵的面孔，而钟鼓楼却是它朴素的心脏。”刘心武对钟鼓楼的钟爱很大程度上就来自于钟鼓楼的平民化。钟鼓楼的平民化不仅仅是钟鼓楼建筑本身所具有的朴素美感，也不仅仅是钟鼓楼曾经以“晨钟暮鼓”的方式参与普通百姓每一天的劳作与休息，更为重要的是，钟鼓楼地区自晚清以来沦为贫民区后，经过几代人的繁衍生息，最集中的体现和最完整的承传了老北京的风俗文化。真正的老北京的文化，刘心武认为存在于最底层的人们身上。刘心武的《钟鼓楼》被誉为北京平民生活的当代画卷，在对北京市民的婚俗的描写中，在对旧京丐帮种种乞讨方式的介绍中，在对大杂院中各色人等身世的追叙中，作家描画出了以钟鼓楼地区为代表的北京下层民众的生态景观和文化景观。
上个世纪50年代，周汝昌先生曾在钟楼前面的“鲁记茶社”喝过茶。对于这个茶社，周汝昌是这样描述的：“……两架碧绿的葡萄结得累累垂垂；架的一角，小枣树作了天然的支柱。绿荫中几张朴素古旧的小木桌旁，坐着赤膊的茶客们。”茶社之外，“四周各种各样的菜摊、小吃摊上，发出引人的香味。相离不远，就有鼓书艺人的弦索古板声韵传来，中间小路上不时穿过满身新装的姑娘和‘红领巾’。转身一看架外，啊，这里不是还有一块小小文化园地——故书摊吗”，周汝昌先生不禁感叹：“在这区区几十步之间，却是一个小市场、娱乐场、文化馆、楼台殿阁的古迹和瓜棚豆架的野趣的一种奇妙的结合。”（周汝昌《关于“北京钟楼的钟声”》）虽然周汝昌先生的文字中流淌着文人士大夫的趣味，却也写出了这一带的市井风味。
同样表现钟鼓楼一带世俗民生的现代民谣——《钟鼓楼》曾名噪一时。这是上个世纪90年代生于斯长于斯的何勇创作的一首摇滚乐：
我的家就在二环路的里边
这里的人们有着那么多的时间
他们正在说着谁家的三长两短
他们正在看着你掏出什么牌子的烟
小饭馆里面辛勤的是外地的老乡们
他们的脸色像我一样
单车踏着落叶看着夕阳不见
银锭桥再也望不清望不清那西山
水中的荷花它的叶子已残
倒影中的月亮在和路灯谈判
说着明儿早晨是谁生火做饭
说着明儿早晨是吃油条饼干
钟鼓楼吸着那尘烟任你们画着他的脸
你的声音我听不见现在是太吵太乱
你已经看了这么长的时间你怎么还不发言
是谁出的题这么的难到处全都是正确答案
是谁出的题这么的难到处全都是正确答案
我的家就在二环路的里面
我的家就在钟鼓楼的这边
我的家就在这个大院的里边
我的家 我的家 我的家就在这个地球的上边
尽管这首歌中充满了上个世纪80、90年代“垮掉的一代”的迷惘与追问，痛苦与抗争，理想与绝望，但其中对鼓楼一带市民生活的描绘却历历如是。在三弦和吉他的交织声中，何勇唱尽了钟鼓楼的世事更迭和纷纭变迁。虽然时代变化了，可那些市井细民，依然“有着那么多的时间”，关注着“谁家的三长两短”，讨论着“明天早上谁生火做饭”。凡俗和庸常是底层生活的常态，在琐碎和庸常中，底层的生命生生不息。在理想主义者眼中，这或许是生命的不幸。但同时，这也是我们无法视而不见的生命这枚硬币的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