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家：您最初是研究古典文学的，是辽金文学研究领域的专家，之后进入古代文论研究领域，提出了一系列别开生面的文艺理论概念或范畴；随后又由古代文论进入美学研究领域，现在又集中研究艺术美学，您的研究领域不时在转换，在每一个领域都能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是什么力量在推动您不断地进行学科与研究领域的转型？
张晶：你提到的这个问题也是我在不断进行反思的问题，为什么这样说呢？这些年学科领域有一些变化，这其中既有自己学术兴趣的原因，更多的还是我们学校、学科建设的需要，有的时候甚至也不是那么自觉的。在辽宁师范大学工作期间，当时的辽师大文艺理论学科实力很强，有一批文艺理论功底扎实的老先生，像冉欲达教授、曲本陆教授、叶纪彬教授等。他们又都是党员，政治头脑特别清楚，政治方向很坚定，理论水平又很高，我对他们很敬仰。1990年，由于文艺理论这个专业需要年轻的导师，他们征求我的意见，问我愿不愿意到文学理论教研室，我欣然愿往。实际上，从研究生毕业我就感到理论的重要性，攻读硕士期间，有几个理论家如张松如教授，也就是著名诗人、学者公木先生，和其他几位老师在理论上都有独特的建树，师从名师对我后来走上学术理论之路有很大的影响。
我开始写研究文章得是从参加严羽学术研讨会开始的。严羽在古代文论方面的成就比较突出，一些文艺理论家组织了第一次严羽学术研讨会，我那时还是助教，被邀请参加会议，我很认真的从佛教和美学的角度来研究严羽的诗论，此后引起了我对学术理论研究的兴趣。若干年之内阅读了很多德国古典哲学方面的著作，包括《小逻辑》、《精神现象学》、《判断力批判》等等，这些书对自己的思维提高受益匪浅。到了文艺理论教研室后，我有很强的责任感，因为教研室里的老师都是老先生，我去了很明显是要安排我接班的。1992年我讲师满5年，以120篇论文的成果破格评上副教授，开始担任硕士生导师，正式招收硕士生，其实早在1990年我就已经开始指导研究生，招生方向一直到现在还是古代文论与美学。古代文论与美学，这个方向是我去了文艺理论教研室后才开设的。担任研究生导师以后，我比较注重从西方的视角来看待中国古代文论与美学，因为那时中国的理论界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内学术界对方法论高度重视，形成了一波接一波的方法论热，也召开了很多的学术会议。我们那时比较年轻，对域外的理论尤其是哲学的、心理学的、文化学的理论方法非常关注，并且自觉或不自觉的用它们来解决一些理论问题。工作几年后我评上了教授，担任了系主任，但还是一门心思想去读书，我所谓的读书，完全没有名和利的考虑，就是想通过读书回归传统的国学研究的方法。我告诫自己一定要报考一名传统文论底蕴深厚的老先生，经过努力，终于考进了复旦大学顾易生先生的门下。顾易生先生和王运熙先生是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史方面的泰斗，撰写有三卷本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后来扩展到七卷本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我当时没有别的想法，就是想学一点国学的东西、学一点传统的东西，就这样考到了复旦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