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推荐

杨杰:融媒时代文艺批评的话语阐释与公共空间构建

作者:杨杰 22 发布时间:2023-10-16

摘  要

当下文艺批评实践不断更新观念、拓展疆域、创新手段,为深入分析和解读融媒时代文艺面临的新现象新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主要表现为批评范式的“无奈”、话语阐释的“无力”和批评公共空间的“无序”。原因在于文艺批评与融媒时代的“时空割裂”、与文艺现实问题的“目标割裂”以及自身理论性与实践性品格的“本体割裂”。同时,文艺批评又产生了“部落化”的分割状态,批评公共空间非理性主义弥漫。鉴于此,积极回应文艺实践的新问题、新挑战,提升文艺批评话语阐释的有效性,强化文艺批评“部落”之间的融通与互动,构建基于理性规则、风清气正的批评公共空间,成为新时代文艺批评发展与繁荣的重要课题。


关键词

融媒时代  文艺批评  话语阐释  公共空间


走向数实融合的文艺呈现出媒介化的新样态,然而,当下的文艺批评与之产生一定的脱节,往往滞后于时代文艺跳动的脉率。这导致文艺批评似乎陷入“山重水复疑无路”的窘境,表现为批评话语阐释有效性锐减、权威性被颠覆,文艺批评公共空间失序,非理性思潮涌动,这与文艺批评应有的原则和功能渐行渐远。鉴于此,正视融媒时代文艺转型所呈现出的新特点和新问题,提升文艺批评话语阐释的有效性,构建基于理性规则、风清气正的文艺批评公共空间,成为文艺批评界探寻“柳暗花明又一村”所亟待解决的问题。


正文


一、文艺媒介化引发批评变革


新技术的层见叠出开启了融媒时代文艺发展的新篇章。数字技术建构的虚拟世界与我们身处的现实世界不断走向深度融合,“以互联网与智能算法为代表的数字媒介作为一种新的结构社会的力量,其作用于社会的方式与以往任何一种‘旧’媒介不同,它下沉为整个社会的‘操作系统’”,改变了社会运行结构和运转规则,呈现为媒介化转向。以视觉艺术为例,从标清到高清、超清,从闭路信号到模拟信号,再到交互数字信号,这些技术的每一次进步都带来文艺发展的重大变革。一方面,高速率、低时延、广覆盖的4G、5G网络技术的快速推进,促使影像传播进入了4K/8K高清、超高清视域;另一方面,AR、VR、XR等技术营造了美轮美奂的虚拟世界与丰富多彩的现实世界的数实融合。媒介重塑了新的文艺时空。

作为以“实践—精神”方式反映社会生活的文艺,社会生活的丰富多彩决定文艺的斑斓多姿,同时,社会变迁又会带动文艺的改变,催生新的文艺样式,形成新的文艺生态,使文艺批评不断发生变化和转型。数字产业文化驱动下的自媒体、流媒体也在不断勃兴,呈现出不同于“前—互联网”时代文艺的独特性:文艺样式媒介化、文艺主体多元化和传播互动深度化。

首先,文艺样态媒介化是指媒介成为融媒时代文艺逻辑构成,文艺活动的系列链条寄居于数字框架,数字技术与融媒体平台以自身数字化理念、原则和逻辑对社会固有的传播格局和传播方式进行解构与重构,从而形成融媒体时代文艺的新形态和新特征。文艺创作、文艺传播和文艺接受,都以数字媒介为平台和路径。科技赋能艺术,数实融合是其突出标志。媒介化文艺向广大受众提供了审美情趣多元化、审美风格多样化的文艺门类:既有网络影视剧、网络动漫、网络综艺、网络短视频,也有网络文学、网络音乐、竖屏剧、互动剧、沉浸式情景剧和数字舞台剧,还有各种虚拟歌手、虚拟偶像的数字智能科技融合的艺术形式。固有的文艺作品也频频上线成为网络文艺资源。文艺发展的丰富性又为文艺批评提供了广阔空间。

其次,文艺主体多元化是指文艺创作、文艺传播和文艺批评的主体突破以往的学院化、精英化、专业化的狭窄构成和一元化运行模式。从文艺创作主体环节看,文艺观念各异的专业化艺术家、自由创作者、传统媒体人与网络媒体人、自媒体人,乃至大众网民都可以参与文艺创作。新生派文艺创作队伍的急遽扩编,颠覆性重构创作群体。譬如,网络文学创作领域,互联网注册作家多达2278人,迅猛超越传统纸媒文学。另据2022年8月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的《2021短视频行业发展分析报告》显示:省级以上所属广电媒体抖音、快手入驻账号数量在2020年实现同比增长663.15%的基础上,2021年继续增长10.82%,创新案例“登顶”“破圈”表现亮眼。可见,数字媒介类文艺创作主体的多元化构成格局造就了文艺种类的多样化、审美情趣的多元化。

再次,传播互动深度化是指由于数字时代的技术使媒介实现了即时性与同在性,文艺创作者与接受者、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几乎消解了时间的延滞和空间的隔离。以往文艺创作与文艺批评的关系发生转变:从传播方向上看,由文艺创作向文艺批评的“单向传播”转为“双向传播”;从时效性上看,由原来的滞后性接收转向共时性、同空间的交互,诞生短平快的评论——“以微信、微博为代表的微文体,以豆瓣点评、视频弹幕为代表的点评体,以网络社区、BBS论坛上的评论为代表的跟帖体”,虽说只言片语甚至表情符号,但灵活多样地呈现出即时互动性特点。这是简单化的信息传递与反馈,而是文艺批评理念与审美趣味之间不断进行的双向逆反建构与再建构的能量转换,甚至文艺批评、文艺“再批评”直接参与到文艺创作活动而成为文本“增值”的创作主体。文艺批评对文艺创作的影响力也是显著的,尤其是那些网络文艺更是要兼顾受众的评论,甚至有时需要顺从网友、粉丝的态度,满足受众的心理期待与审美趣味。

可见,文艺的媒介化转向引发了文艺批评的变革。技术革新与数字文化产业驱动下的自媒体、流媒体和融媒体的交互叠加发展的态势向文艺批评提出了挑战。纵观近年文艺批评,客观来说,面对融媒时代文艺转型的新特点与新问题,文艺批评存在的问题更值得我们反思。


二、文艺批评面临的挑战及其原因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不仅改变了社会经济结构,更是在深层次上重构了人们的观念和思维模式。借助互联网技术,尤其是融媒体平台的快速迭代交替更新,各种文艺新型样态不仅“飞入寻常百姓家”,也对传统的文艺批评观念形成了巨大冲击。当下诸多文艺批评实践不断更新观念、拓展疆域、创新手段,为我们深入分析和解读融媒时代文艺发展的新现象新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文艺批评同时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主要表现为批评范式的“无奈”、话语阐释的“无力”和批评公共空间的“无序”。

首先,文艺批评范式力不从心的“无奈”。库恩认为,一个范式就是一个科学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东西,而反过来,一个科学共同体由共有一个范式的人组成。具体到文艺批评,范式包含两个逻辑层次的含义:一是指文艺批评的一个特定共同体成员所共有的文艺信念、价值与批评方法等构成的整体;二是指该整体中对某个文艺问题的解答并以此作为模型、范例或规则而成为解答其他文艺问题的基础。以往的文艺批评范式是建立于以纸媒、文学为基础的“前—互联网”时代的文艺现实,而今天的文艺是“寄生于”互联网技术的融媒体平台,艺术性与媒介技术性深度融合。如央视《2023年春节联欢晚会》,数字技术应用实现创新性突破。节目整体采用“5G+4K/8K+AI”框架,技术上实现多个“首次”突破:首次使用我国自主研发的8K超高清摄像机参与春晚摄制、首次采用VR三维影像绘制技术表现节目、首次实现“8K超高清+三维菁彩声”春晚直播等,为观众们奉上一场极致的视听盛宴。晚会中备受好评的创意节目《当“神兽”遇见神兽》即采用了虚拟技术为节目呈现增添精彩亮点,展现出虚拟与现实的交融,将数字美学应用得淋漓尽致。利用VR三维影像绘制技术,艺术家根据《山海经》《抱朴子》《史记》《礼记》《庄子》《说文》等古籍设计出凤凰、麒麟、白泽、貔貅、鲲、甪端六种神兽形象。这些虚拟的神兽与现实中扮演神兽的小朋友、舞台环境融为一体,使古人笔下的想象图景在今人的技术创造下得以栩栩如生地“复活”。虚拟技术引入现实世界的舞蹈表演,为节目搭建起了虚拟与现实的桥梁,将中国古代艺术的生命之美、意象之美,通过现代技术赋能得以创新性呈现。可见,媒介技术性成为文艺实践不容忽视的至关重要的因素,然而,这几乎是传统文艺批评范式的盲区。因此,文艺批评固有范式暴露出力不从心的“无奈”也就情理之中。

其次,文艺批评话语阐释的“无力”。文艺批评话语的有效性取决于批评对象的属性同与对象属性相一致的批评话语体系之间是否能构成“对象性关系”。文艺批评话语能否有效地适用于批评对象、与批评对象形成“对象化”关系,实质取决于话语的占有者及其话语阐释方式。一言以蔽之,文艺批评主体以及“对象化”关系的形成就构成了“文艺批评场域”,决定了文艺批评的有效度。譬如,就文艺批评主体而言,一位熟悉传统文学属性的文艺批评主体,若固守传统文学“圈子”,对不断“破圈”的网络文学忽视、漠视、轻视,甚至持有较强偏见,那么,便会很少上网阅读网络文学,对网络文学的属性自然不甚了解,即使勉强进行网络文学批评,阐释话语的有效度也会受到质疑。再如,就文艺批评“场域”而言,批评主体与批评客体之间形成的对象性关系的具体场域不同,批评话语有效度也会有差异。以网络文学、网络视频、网络综艺、短视频为批评客体的文艺批评话语,在互联网线上“场域”和纸媒等线下“场域”发声,所产生的影响力就会相差甚远,因为互联网批评的“场域”与批评对象同时空,无论是沟通的即时性还是情感交流的共鸣性,抑或利益关联的紧密性,都可能是“无缝对接”——亨利·詹金斯在其著述《文本盗猎者:电视粉丝与参与式文化》中,将媒介文化中互动性参与行为称作“参与式文化”;而互联网线下“场域”的文艺批评,与批评对象存在时空屏障;况且,网络话语与纸媒语言分属不同话语范式,风格大相径庭,二者互动时常会出现“鸡鸭对话”不在同一频道的尴尬境遇,如此状态下的文艺批评奢谈话语阐释的有效性问题。

再次,文艺批评公共空间的“无序”。人们常说,互联网技术的出现将世界变成“地球村”,言外之意是指互联网时代人们已经轻松地超越时空限制而紧密相连,然而,互联网在创造时空一体的虚拟世界,不断压缩时空差的同时,又在默无声息中将世界不断切割、分裂——不仅是物理时空的区块化,更是将人们心理空间“部落化”。而且,互联网这一悖论伴随技术的持续广泛化和媒体融合的深度化而变得越发清晰和严重。当然,不良批评的泛滥也是导致文艺批评公共空间非理性化、无序化局面的原因。还有新生态评点、评论乃至符号化表情包的情绪化涌入,激起各种非理性的批评。

笔者认为,以上论述的症结源于三个方面的“割裂”。

首先,文艺批评与融媒时代的时空割裂。科技的迅猛提升、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以及媒体融合将世界推进到新媒介时代。新媒介就像“粘合剂”一样将社会资源吸引、聚合并加以重新排列组合,从而形成新的社会组织结构样态。媒介革命不断“刷新”人们的观念。可是,当下一些文艺批评者却忽视、漠视、甚至拒绝接受这一文艺媒介化转型的事实。固然,人文主义者应对膜拜技术至上的科学主义状况保持高度警惕性与批判性,对人文精神的守护与捍卫有其积极价值和意义。但也要看到媒介化进程有效促进社会全面发展和提升的一面,它深度激活人的主体潜力,可以强劲地推动了人文精神的传播与普及。媒介革命助力文艺全方位“破圈”。譬如,弹幕作为镶嵌在视频中的即时评论,与视频客体不断生发互动性建构,以全新“声—画—文”相得益彰的动态方式将文艺批评的活力展现出来。视频创作者、视频欣赏者、视频批评者经由同屏呈现的视频图像、声音以及弹幕的文字、表情包之间不断互动,在增添欣赏愉悦氛围的同时,其创作者、欣赏者和批评者的身份发生着转换,尽情忘我地沉浸于伽达默尔所说的“游戏的同戏交往”。受众在欣赏屏幕上的声画视频的同时,有感而发地即兴评点。这时的受众就成为弹幕批评者,继而又转化为被他人再欣赏、再评论的弹幕批评文本的创作者,而视频文本的创作者或许又变为弹幕文本的欣赏者、批评者;作为批评文本存在的弹幕又变为新的屏幕欣赏对象,继而转化为其他受众进行文艺再批评的对象。这时诸多弹幕批评文本之间构成文本互文性,以此往复不断循环叠加、意义增值;同时,弹幕又与视频构成的“声—图—文”共在的新文本使原视频文本意义持续增值,不断生成新的语义场,与其他弹幕创作者同屏共享、同屏互动、同屏共戏。在这个“创作—接受—批评—创作”的互动过程中,视频创作者以声画视频的方式显现,批评者以弹幕评论的方式显现给共在的受众,又以创作者(批评者)身份与其他弹幕批评者、欣赏者互动。

可见,文艺批评的方式与边界、文艺批评运行机制、批评主体和创作主体的转型是媒介技术催生的新产物,文艺的媒介化和媒介化的文艺与传统文艺样态相比有着特色鲜明的媒介性特征,由此形成了融媒时代独特的文艺生态圈。若是固守以往的文艺批评观念,囿于那些形成于“前—互联网”时代文艺实践的批评理论,画地为牢、故步自封于纸媒时代的文艺“领地”,排斥甚至拒绝接受新的文艺样态和新的文艺批评变革,文艺批评必将与时代脱节而走向自我封闭。

其次,文艺批评与现实文艺的目标割裂。也就是说,文艺批评与批评的目标对象之间的脱节。当文艺现实发生变化时,文艺批评却因循守旧而未能同步更新批评客体对象,导致刻舟求剑式的错误发生。尽管“前—互联网”时代的文艺实践也是凭借纸媒等不同介质进行,但那时的媒介对文艺活动的参与度、影响力和构建性等都较低;而融媒时代的文艺则是基于数字文化理念,以数字逻辑对文艺重造,媒介化艺术得益于技术赋能,媒介技术因素已经化为文艺有机组成部分,甚至与文艺创作、文艺传播、文艺接受融为一体,相得益彰。所谓数字文化,就是运用数字技术开展的具体文化活动,如互动剧、数字艺术、虚拟现实应用、游戏动漫、数字藏品等,体现出文化与科技的交互融合。数字技术融入文化,使文化由内而外焕发新生活力,这不仅有利于催生多元文化,也有助于造就具有深刻思想和精湛艺术表现的文化高峰。数字文化的蓬勃发展又为文艺革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近年电视综艺就表现出数实融合的呈现方式创新,成功营造了线上虚拟与线下现场“共在性”时空场域,彰显了数字文化时代文艺独特的美学意蕴。

再次,文艺批评自身理论与实践品格的本体割裂。文艺批评是文艺理论与文艺实践的桥梁,理论性与实践性是文艺批评的两个维度。当然,这两个维度的显现并非同时态的等量齐观,依据研究具体对象的不同,文艺批评有时为偏重理论性维度,其形而上的学理性特征显性呈现。譬如文艺批评学,是以文艺批评自身为研究对象的反思性判断——对批评本身的再批评,是“批评的批评”,具有一以贯之的理论传承的历史性与嬗变逻辑的内在规律性特点;以文艺创作等为研究对象的文艺批评,实践性特征较为突出,而理论性则以隐形方式化作批评实践的指导。文艺批评实践离不开批评理论的科学指导,否则就可能成为“盲目的行动”和“任性的行为”;反之,脱离批评实践的批评理论可能变为无源之水。可见,文艺批评的理论性与实践性之间互相依存、共同发展,是一体两面、不可分割的关系。以此审视,融媒时代的文艺批评自身却出现了理论性与实践性相脱节,甚至是割裂的状况,这主要表现为两种极端化的错误倾向:一是追求脱离文艺创作实践的空中楼阁式的“纯学理化”的文艺批评理论,全然不顾文艺实践的现实,与实践品格撕裂甚至加以对立;二是摒弃学术理论的引领与规范,使文艺批评沦落为“跟着感觉走”的“手工匠艺”。

于是,我们看到网络众生的万花筒般的新生态评点、评论乃至符号化的表情包不断涌入,充盈了批评话语公共空间,带来希望、喧嚣、狂欢的同时,各种非理性的话语也蜂拥而至。面对这种状况,重建风清气正的文艺批评公共空间刻不容缓。因此,当下文艺批评需牢牢立足于融媒时代语境,植根于中国文艺实践,遵循文艺批评自身发展规律,不断提升文艺批评话语阐释的有效度,构建健康的生态良好的文艺批评公共空间。这既是日趋多元化的文艺新格局的时代需要,也是文艺批评自身获得新生的历史与逻辑的必然选择。


三、重构文艺批评公共空间


文艺批评是文艺健康发展和不断繁荣的有力而有效的保障,具有引领文艺风尚、规范文艺沿着正确航向前进的功能。文艺批评话语汇聚成文艺批评公共空间。文艺批评公共空间既是文艺精神面貌的集中体现,也是探析社会文化风尚的风标。文艺批评公共空间是社会公共空间的重要构成部分,因此,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社会公共空间的形成和性质。良好的文艺批评公共空间对净化个体情操、凝聚社会群体共识、推动社会精神文明提升,具有积极的建设性意义。

公共空间是社会公共权力空间与个体私人权利空间的交汇处,是二者互相沟通信息与互相发挥影响力的共同场所。一方面,社会公众就人们普遍感兴趣、具有社会公共性特征的话题于此空间传递、阐发,以期达成一致性的社会共识,进而形成社会公共舆论,维护社会秩序,同时对社会公共权力产生影响和限制。另一方面,社会公共权力将其有关法律、法规、舆论导向以及主流意识形态,通过公共空间传递于个体私人空间,以期引导、规范私人话语。公共空间话语阐释的逻辑基础是“公共性”。“公共性”是公共空间的本质特征,也就是说,“阐释的公共性,决定了阐释的有效性”。因此,只有具备公共性特征的话语阐释才能构成有效的公共空间。同样,“公共性”也是文艺批评公共空间的逻辑基础,决定文艺批评话语阐释的有效性,反之,有效的文艺批评话语能够巩固和延展文艺批评公共空间。

“公共性”需要融通与互动。但聚焦当下文艺批评公共空间,更多地呈现为“个体化”的“私人性”特点,作为文艺批评公共空间构建的必要路径的批评融通不畅,批评互动受到阻碍。究其原因,主要源于融媒时代文艺批评“部落化”的割裂状态。

首先,文艺批评主体的“部落化”状态。数字化发展营造了一个万物互联、人人互通的世界,人人仿佛“近在咫尺”,却又心隔千里。互联网技术越是先进发达,世界的连接越是紧密,物理空间越是被无限压缩,物流与信息流越是变得更为快捷、便利;但同时,人们的心理空间却被无限分离而疏远,“熟悉的陌生人”现象越来越普遍化与严峻化。现代科技越是发达,就越容易凭借技术轻而易举地将社会人群分化,譬如智能设备、各种软件APP以及运行程序,无情地将社会的某些阶层、某些年龄段的人群加以分离,并逐步从该领域将其进行“社会淘汰”。从主体的视角看,互联网的“信息茧房”效应使人们在看似更加自由的选项世界里,自愿接受“媒介控制”,选取单一化的生存方式,最终作茧自缚地堕入“坐井观天”的境遇;从社会客体的视角讲,大数据算法通过互联网的数据存储,采集与每个人的观念、兴趣、爱好、习惯等相关的数据,通过对大数据进行分析,划定每个人的不同“归属地”,悄无声息地将人们重新“部落化”,精准投喂信息;而这些众多的“部落”是按“物以类分、人以群聚”规律不断分化而形成,表现为“部落”共同体为共同利益而高度趋同化和同质化,而“部落”之间又高度异质化和排异化,不是兼容并包而是党同伐异。由于人们实际接触到的信息趋于单一化的扁窄,导致“部落化”思维僵化、偏见,盲目自信自大,狭隘而排他(诸如偶像群、粉丝群)的局限性日趋严重,致使不同“部落”人群之间的误解、对立的加深,难以进行有效沟通,甚至根本无法沟通而陷入阻断,由此,公共空间逐步被侵蚀、撕裂。

其次,不同文艺批评形态之间的“部落化”状态。智能技术的飞跃降低了人们进入艺术世界的门槛,仿佛“人人都是艺术家”“人人都是文艺评论家”。依靠一台电脑、一部手机、一个平板,普通人也可以轻松进行互联网文艺创作或者评论。除了已有传统媒介的文艺样式,各种互联网技术催生了网络综艺、短视频、微视频等新的文艺样式。融媒体平台吸引数量众多的文艺创作、传播与接受者,聚合到文艺批评公共空间,呈现出崭新面貌。如短视频领域,内容分发平台参与者众多:以短视频为主要内容的应用有抖音、快手、腾讯微视频、梨视频等;基于社交类应用的短视频分发平台如微信、QQ、新浪微博;传统视频平台也涵盖短视频内容分发,如爱奇艺、优酷、腾讯视频等。以往,局限于艺术象牙塔内的精英艺术家、专业艺术家几乎独霸艺坛,而融媒时代,艺术参与者的规模庞大,格局构成多元化;但是,文艺批评又分化为不同群体“部落”。譬如专业化、学院派的文艺批评,或者由于对纸媒评论驾轻就熟,或者骨子里轻视网络评论,或者遵从“纸媒评论才算科研成果”的考核规则,线下空间自说自话、自我陶醉,孤芳自赏,线上空间评论缺席、“失声”。因此,“线下部落”就与“线上部落”阵营泾渭分明、不越边界,二者实际上处于网格化分离状态,即使偶尔共处同一文艺批评公共空间,也难以实现真正的融合互动,奢谈文艺批评公共空间的有效互动构建。若是“公共性”这一基础缺失,文艺批评公共空间也就无法承担其应有职责和功能。

再次,文艺批评样式与手段的“部落化”。文艺批评进入融媒时代,一方面表现为批评“部落”内的互动增强,一方面表现为批评“部落”间的割裂,甚至同一批评“部落”内由于观点、情趣和爱好的差异,很快又进一步分化为“亚部落”,进而又走向彼此“隔离”。譬如,当下的文艺批评样式与手段多姿多彩,尤其是与现代技术相关的传媒艺术批评形式距离传统的文艺批评相去甚远,如公众号、微博、微信、短评,粉丝议论、网络社区评论或者豆瓣评分、猫眼打分、时光网评分,甚至“点赞式”的即兴感想、倾情留言——表达了“叫好”或“叫座”抑或“差评与吐槽”的判断态度。如此爱憎分明的态度、“轻骑兵”般的迅捷、凝练短小的篇幅、通俗易懂的表达,不仅契合了碎片化的文艺接受方式,而且对创作和接受的影响力显著。但这些新颖的批评样式与传统文艺批评界之间形成了“壁垒”,因为表面看是批评形式的差异化,深层说则是批评主体之间批评观念本身就存在着鸿沟。

上述阻碍文艺批评话语之间融通与互动的局限,折射出文艺批评“公共性”的缺失。环视当下文艺批评生态,有的批评凸显文艺娱乐性,消解文艺价值评判,忽视了社会责任;有的主张解构公共价值,对那些沉浸于书写一己之欢的作品倍加赞赏,有意拔高非主流意识和私人化、边缘化、零散化视点;有的全然不顾事实和理性原则,片面追捧点击率、收视率、“现象级”、发行量、票房记录等商业指标,并以此作为衡量艺术水平高低的标准;有的将文艺批评交易化,只讲经济利益不讲批评原则,操控媒介平台,沦为资本运营的宣发写手、利益链的“操盘推手”;有的对不良“饭圈文化”“粉丝文化”泛滥现象视而不见,甚至刻意挑动“饭圈”之间的对立,激化粉丝之间的矛盾,引发、升级互撕谩骂、拉踩引战、侮辱诽谤、造谣攻击,“以矛盾造热度,以热度换流量,以流量谋利益”。文艺批评公共空间的诸多“割裂”及其呈现出的众说纷纭、自说自话、莫衷一是,甚至“杂音”不断,就像“粉丝社群的圈子化、狭隘性和排他性等弊病”,既“破坏文艺批评公共领域的构建”,也损害了社会公共文化。这些文艺批评既助长了不良文化风气的蔓延,也滋长了非理性批评的蔓延,破坏了文艺批评公共空间的健康生态。

然而,故有的文艺批评范式,多是对“前—互联网”时代文艺类别的把握,难以对融媒时代以媒介为逻辑基础与互动特征的文艺新形态进行整体把握,缺乏对文艺批评观念转型与模式创新、样态创新后文艺的整合、引领能力,导致文艺批评公共空间各种非理性思潮泛滥,理性被悬置或消解:极端化情绪宣泄、低俗化趣味弥漫、商业化霸屏横行,致使文艺批评沦为感性欲望的狂欢场、众声喧哗的舆论场和非理性思潮的游戏场。若不及时加以规范、引导,这些不良因素就会出现“破窗效应”——放任纵容、持续发酵、变质毁坏,最终导致文艺批评公共空间充斥着非理性的声音。因此,构建良好的文艺批评公共空间,理性化、“公共性”规则的建立是关键,这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文艺批评主体素养的提升与批评行为的规范。文艺批评公共空间,是文艺批评的“公共”的空间。这里,我们强调的不是文艺批评的“空间”概念,而是批评空间的“公共性”这一本质特征。尽管在文艺批评公共空间中的个体,批评什么、怎样批评以及批评结论,都呈现为个人的“自由”,但这一文艺批评“自由”是以公共空间的“公共性”为限定的有限自由,实质是一种受动性的“自由”。“公共性”对批评主体的制约包含两个层面:一是物理性时空范畴的公共性,强调的是空间所具有的社会公共属性领域,而不是个性化的私人属性的领地;二是精神空间的“共识性”,即自由地达成话语阐释的“共识”。那么,如何才能实现文艺批评主体“公共性”的“自由”?

作为批评主体主动性的“自由”是建立于受动性的“不自由”基础之上。首先,作为文艺批评主体的每个人都是时代的产物,“我们之所以是我们,乃是由于我们有历史……构成我们现在的,那个有共同性和永久性的成分,与我们的历史性也是不可分离地结合着的。我们在现世界所具有的自觉的理性,并不是一下子得来的,也不只是从现在的基础上生长起来的,而是本质上原来就具有的一种遗产”。可见,批评主体能动性的发挥受制于主体自身的素养。主体自身的素养(包括学识、能力等心理结构,皮亚杰称作“认知图式”,接受美学称作“期待视域”),为文艺批评提供了认知和评价的基础和可能;同时,主体自身素养的有限性与局限性又决定了文艺批评活动的深度和广度。文艺批评的自由性受制于主体自身的素养。聚焦融媒时代文艺批评主体,自身“两个素养”的提升至关重要:审美素养和媒介素养。作为非专业的融媒体艺术评论者,审美素养的提升是必要的,仅就“审美”范畴内涵来说,审美包含身心愉悦的成分,但又不局限于感性欲望的释放,而是心灵情操的升华;审美简单等同于科学认知的“真”,但内在地包含客观规律“真”的成分;审美也不等于伦理道德意识的“善”,但涵盖趋利避害、和谐相处的“善”的因素,只有懂得“美的规律”才能有效提升主体审美素养;作为传统纸媒批评主体,提升媒介素养是不可缺少的方面,譬如网络批评。网络文艺寄生于数字技术媒介,现实艺术与数字虚拟世界形成深度融合、互动,艺术生产者与艺术消费者(批评者)形成情感寄托的“公共诗性话语空间”,这就要求批评主体正视媒介文艺现实,重塑主体自身的“感觉结构”——将现实生命体验与媒介虚拟生存感受、现实艺术场域与数字虚拟空间的审美相结合,从而实现艺术的现实真实与媒介营造的虚拟真实“重构”后的审美体验和审美经验感觉的构建,并以此为基础形成对媒介艺术客体的准确认知和正确阐释的批评理性——这一理性的构建与确立又是来源于现实媒介艺术:一方面是社会公众感知的公共性成分,另一方面又是极具个体化感受,是批评主体的个性与共性的融合、个体化与公共化的双向互动建构。上述“两个素养”的提升是建立与优化文艺批评主体公共理性的必要路径。

二是文艺批评规则与标准的构建。文艺批评是立足于批评客体的主体阐释,实质上,文艺批评话语阐释就是对批评主体理解的阐释。而主体的理解又是建立于对批评客体的体悟、认知和理性评价基础之上的结果。从文艺批评客体的维度讲,客体对象的客观属性是批评话语阐释的逻辑起点,无论我们如何强调阐释具有主观性、能动性的特性,但我们还需清醒地认识到,理解是主观活动,但理解对象的规定性和理解方法的科学性却是客观的,况且,任何主观阐释不是对“虚无”的阐释,相反,都是指向特定客体对象的阐释,而特定客体对象又是历史性生成和历史性存在的,具有质与量的内在具体规定性,这就为主观化的批评阐释注入客观化的理性规范和制约。那种对批评客体不求甚解的浅尝辄止,或者忽视艺术的媒介特性而以传统文艺样式为模板的望文生义,甚至先入为主的主观臆断、主题先行、好恶主导的批评,充其量是隔靴搔痒,抑或南辕北辙、离题万里。可见,文艺批评个体理解的公共性是批评话语阐释公共性的基础,批评话语阐释的公共性决定了文艺批评公共空间的“公共性”性质,由此形成了“在理解和交流过程中,理解的主体、被理解的对象,以及阐释者的存在,构成一个相互融合的多方共同体,多元丰富的公共理性活动由此而展开,阐释成为中心和枢纽”的状态。

当然,文艺批评的标准及其科学性依然是文艺批评公共空间构建所必须的。马克思主义的“美学的观点与历史的观点的统一”是文艺批评的科学标准和方法论原则。从世界范围看,回顾已经走过的20世纪的文艺批评,或者凸显社会化维度而相对忽视文艺自身审美特点,或者极力张扬“审美性”特征,不少文艺批评往往漂浮、摇摆于“美学的观点”与“历史的观点”两极之间,难以真正做到将二者的辩证统一作为科学标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仍然要继承和发展“美学的与历史的观点”,将其作为科学的文艺批评标准,这也有利于文艺批评公共空间中确立更加理性的标尺。聚焦融媒时代文艺批评,“美学的观点”包括紧紧以“媒介性”特征为切入点,在“文艺—媒介”的双向动态建构中把握文艺新样态及其所蕴含的独特审美性。如有的批评者对数实融合的文化综艺节目进行深度分析,发现一些作品采用多种叙事时空创新手段,其艺术场景为受众呈现了将历史与现实、古人与今人、叙事与抒情、真实与虚拟融于一体的独特美学意蕴,而受众既在“剧外”,又是身临其境的“剧中人”,陶醉于沉浸式美学氛围之中,这是迥异于传统媒介的艺术欣赏体验。“历史的观点”不仅要求我们的文艺批评立足不同社会历史语境下文艺的实际,更要遵循“历史地看问题”的方法论原则。以此观照当下媒介化艺术就会发现:融媒艺术的产生与发展既有历史与逻辑的必然性,又是对现实世界的审美化反映。科技赋能、媒介助力的艺术创作为社会奉献了许多美轮美奂的艺术精品,也折射当代人的思想观念与审美趣味的嬗变。当然,过度张扬、膜拜技术理性的艺术本身及其衍生品的诸多负面效应又可能使艺术丧失人文精神,这也是当下文艺批评反思的一个重要维度。

三是文艺批评“部落”之间的融合、互动及其良好运行机制的构建。理性化规则的确立是实现批评公共空间融合与互动的基础,也是批评公共空间得以维系的逻辑基础——“公共性”构建的准则。文艺批评的主体素养是建立于融媒时代新的“感觉结构”基础上的理性,其“情感共同体”特征就决定了批评主体的批评对象和话题目标的相对“公共性”,这是批评话语公共空间形成和存在的前提。一方面,批评主体应尽可能从审美情趣出发,努力呈现批评对象的客观性,自觉地遵循艺术审美规律,以科学的方法论进行个性化的文艺批评。另一方面,文艺批评空间的建立与维护依赖批评行为的“公共性”。不同“部落”的批评主体,有其各自擅长的文艺种类及其批评的特长,这就为“部落之间”的扬长避短、优势互补提供了可能。由于批评主体个人艺术修养的不断提升,既可以针对自己“部落”熟悉的文艺样式及其艺术特点,阐发较为专业而独到的批评见解,为其他批评“部落”了解相关艺术门类提供引领作用,进而赢得其他批评者的认可;又可以借鉴其他“部落”的批评扩展自身需求的艺术批评信息。同时,批评者个人素养、人格的完善有助于自身形成宽广的胸怀,以宽容心态客观看待不同的观点,克服以往“部落”之间存在的相互轻视、相互攻击、相互“拉黑”的弊端。也就是说,基于“情感共同体”的富有建设性意义的文艺批评,有利于使不同“部落”的融合和互动成为现实;而不断强化的融合与互动又推动公共空间达成“共识性”观念,观念的“共识性”又可以增强批评行为的“公共性”。由此,批评的公共空间步入以“公共性”为基点的融合与互动的运行机制。更进一步讲,不同批评“部落”之间相互融合与交流互动作为文艺批评公共空间的存在方式,理性规则是其运行机制的有效规则和可靠保障。同理,文艺批评作为历史事件而存在,不仅受制于批评主体和批评客体,同时还受制于批评实践发生的特定时空场域,而这一场域又是一定时期的政治、哲学、经济、法律、文化、宗教、民俗等诸多社会因素交汇而成的集合体,对文艺批评构成多方位的影响:既有积极建构因素,亦有消极解构因素,由此形成诸多方向引力参与角逐的“力场”,共同施加压力于批评公共空间。“美学的观点与历史的观点的统一”作为这一公共空间批评规则,有助于线下文艺批评与线上文艺批评、传统媒体文艺批评与新媒体文艺批评之间形成融媒体文艺批评范式,有助于不同批评话语之间形成良好的交互性运行机制,从而提升文艺批评话语阐释的有效性,并以此搭建“公共”的批评空间。这一文艺批评话语阐释公共空间的“自由”状态——感性与理性、主动与受动、个体与群体、私人与公共等诸多因素的和谐统一,就促成之前曾被割裂的“部落”之间走向融合与互动。这正是我们所期望的文艺批评公共空间的理想状态。此外,良好运行规则与机制又可以有效促进公共空间中文艺批评沿着包容并蓄、扬长避短、综合互补的轨道发展,最终达到提升文艺批评话语阐释有效性,构建凝神聚气、欣欣向荣的文艺批评公共空间的目标。


我们倡导多样性与多元化的文艺批评,但多样性与多元化并非就是可以无差异化地消解价值、抹平优劣、混淆主次、平行叠加或者等量齐观;文艺批评也不是感性欲望的“跑马场”,更不是非理性思潮滋生的温床。融媒时代,文艺批评话语阐释有效性的提升与风清气正的文艺批评公共空间的构建,呼唤理性的回归,呼唤建设性文艺批评。




 数实融合,原是经济领域术语,这里指文艺创作中数字虚拟世界与现实真实世界融合的简称。譬如AR、VR、XR等技术构建的栩栩如生的视觉效果与现实世界和谐交融,给人以全新审美体验。进一步说,数字技术突破传统时空观念,构建了更为广阔的文艺公共空间。

 喻国明、耿晓萌:《“深度媒介化”:媒介业的生态格局、价值重心与核心资源内容》,《新闻传播研究》2021年第12期。

 参见黄琳、张毅:《嵌入、融合、共生:传统文化的数字新图景——技术逻辑下电视综艺节目的文化创新》,《中国电视》2022年第5期。

《<2021短视频行业发展分析报告>发布》,2022年8月19日,http://www.nrta.gov.cn/art/2022/8/19/art_114_61271.html202321日。

 宋向红:《论融媒体时代文艺批评的融合转型》,《福建论坛》2018年第11期。

 参见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47页。

参见牛梦迪:《总台发布2023年春晚新看点》,《光明日报》2023年1月17日,第9版。

 亨利·詹金斯:《文本盗猎者:电视粉丝与参与式文化》,郑熙青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2页。

 “部落化”这一术语借鉴于麦克卢汉,这里特指融媒时代不同文艺批评群体的分裂状态。参见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6年,第38页。

 参见孟凡萧、吴怀东:《论“语—图”互文视域下的弹幕生产机制》,《现代传播》2022年第10期。

 参见郑建明、王锰:《数字文化治理的内涵、特征与功能》,《图书馆论坛》2015年第10期。

 江小涓:《数字时代的技术与文化》,《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8期。

 参见张江《公共阐释论》,《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11期。

 信息茧房,喻指在互联网信息时代,尽管咨询信息海量、选择品类近乎无限,但人们的习性、偏好容易导致单一化信息选择,自建信息茧房,进而走入画地为牢的自我封闭。

 参见陈圆圆:《整治“饭圈”乱象  清朗网络空间》,《人民日报》2021年8月12日,第13版。

 李雷:《粉丝批评的崛起——粉丝文艺批评的形态、策略与抵抗悖论》,《探索与争鸣》2021年第1期。

黑格尔:《哲学讲演录》第一卷,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7-8页。

参见张晓红、丁婕:《感觉结构与虚拟生存:中国网络文学“情感共同体”建构》,《现代传播》2022 年第11 期。

参见张江:《公共阐释论纲》,《学术研究》2017年第6期。


杨杰:文艺美学博士,艺术学博士后;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全国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国家一级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