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传媒大学资深教授、文化产业管理学院院长熊澄宇于《中国记者》2023年第7期发表理论文章《关于新时代传播与传承互动的思考》。该文章被《新华文摘》2023年第20期全文转载，并列入封面文章。现全文转载如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历史，才能有效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有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历史，就是通过有效传播得以传承和发展的历史。
文化是体现一方水土一方人的社会现象，文明则反映了不同地域、不同族群的社会发展进程。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文明长河之中，中华文明所承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源泉。“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梳理文明传承与文化传播的关系，我们可以发现，在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发展历程中，文化传播推动了文明传承。传播行为清晰可见，传承轨迹一脉相通。
文化存异，文明趋同。传播文化，传承文明。在中华文明的发展过程中，中华文化传播的媒介、方法、行为等要素让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和平性在传播过程之中得到溯源与阐释。传播与传承紧密相连。传播依靠媒介迭代记录了人类文明发展的过程。甲骨、青铜、简帛、雕版，以及印刷、电子、数字媒介的发展，无不如此。德布雷认为传播往往是碎片化的、瞬间的，而传承是完整的、长期的，“传播是长期过程中的瞬间和广泛集合体之中的片段，而广泛的集合体，我们将其称为传承”[1]。在中华文化传播的历史脉络中，可以以不同传播媒介与传播内容为锚点进行时空定位，探索中华文明一脉相承的传承脉络。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研究成果实证了中华文明是世界四大文明中唯一历经磨难而顽强生存下来的文明，不曾中断或陨灭。其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不断发展繁荣进步的核心。中华民族能够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顽强生存和不断发展，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们民族有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和精神脉络。历朝历代的古圣先贤创造了丰富的文化思想、道德观念和精神传承，从先秦诸子百家到绚烂的唐诗宋词，从古丝绸之路到影响世界的四大发明，从农耕文明再到家国天下的东方智慧等。这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历传播后所积淀下来的思想观念和道德价值，已经深入中华民族血脉。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2]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既不能理解古代中国之繁荣，也不能理解现代中国之特色，更不能把脉未来中国之发展。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中华民族有着强大的文化创造力，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革故鼎新、与时俱进是中华文明的精神气质。中华民族很早就意识到了创新求变的重要性，商汤《盘铭》写有“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在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进程中，中华文明具有高度发达的科技文化水平。不仅是四大发明，中华民族在天文、算学、医学、农学等领域创造了累累硕果，为世界贡献了科学力量。如《大衍历》《九章算术》《黄帝内经》《本草纲目》《齐民要术》等。同时，中华文明之中的经典儒家思想为欧洲的启蒙运动也提供了思想源泉。创新性是一个民族进步的内核力量，中华文明所具有的突出创新性通过文化传播得以传承，从而决定了文明发展的时代价值。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中华文明是指中国境内各民族在东亚大陆土地上所创造的文化。[3]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呈现多元一体的格局。中华文明从生产和生活方式上可以分为农耕、游牧和海洋三种文化形态，从思想学术上可以分为儒、释、道等，从民族和地域上可以分为56个民族文化在内的总和，包括中原、齐鲁、巴蜀、吴越等。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民族实体在数千年历史中从分散走向聚合，其文明统一性也在制度、行为、心态文化上呈现趋同化发展。在五千多年的历史中，中华文化的交流与传播为其文明传承奠定了认同基础，让各民族文化相互影响吸收呈现趋同统一的发展特质。中华文明的突出统一性是中华民族强大的根基。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不断铸牢传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中华文明传承。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中华文明素以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而著称。纵观历史，中华民族以开放、兼容并包的姿态迎接国内外各民族的异质文化并为我所用，由此形成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特色。如秦朝时期，随着秦疆域拓展到北方河套地区和南方百越地区，汉族使用的铁器等生产工具及技术就被推广到这些区域。[4]西汉时期，中原与西域经济文化联系加强，西域人所用器物、乐器歌舞传入中原，是文化交流与传播的媒介记录。再如，盛唐时期作为中国历史上最为开放的时代，其文化包容性得到极致体现，甚至首都长安胡化盛极一时。在文化领域之中，中华文明中的儒家经世致用、道家天人合一、佛家慈悲为怀、墨家兼爱非攻、理学知行合一等思想观念更是对人类和世界文明传播的伟大贡献。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就高度肯定了中华文明的历史地位和发展潜质。近代以来，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引发了中华文明的深刻变革，实现了中华文明的再造和新生。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实现其创新性发展与创造性转化成为中华文明在新时代的发展原则。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中华文明饱含“和”之气韵。古人提出“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便是主张各国文明可以交流互鉴；倡导“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思想，就是要用和谐的思维和开放的态度对待不同文化的差异，尊重各国文明成果。中华民族自古讲究与邻里之间的友好往来，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开辟古代丝绸之路便开启了东西方经济交往与文化传播之旅，是“亲仁善邻，国之宝也”的实践。新时代背景下的“一带一路”亦为世界和平发展经济文化提供了中国经验。中国古人讲究“正其义不谋其利”，我们今天讲究尊重各国对自己核心利益的关切，主张国家利益和国际利益同步，实现共赢，正所谓“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
从传播到传承，是空间维度向时间维度的延伸。文化提供了一种记忆术，让人们在寻找传播媒介的过程中将其内容固定下来，从而超越个人的生理时间通过集体的传承得到弥补。如文物、非物质文化遗产、宗教、教育等都是与传承紧密相关的媒介。目前，我国拥有56处世界遗产，各类不可移动文物76万余处。传播注重空间向度的扩散，而传承注重历时向度的继承。文化作为一个连续的统一体，具有时代纵向传递的特征。[5]因此传播为传承奠定了基础，决定了传承的内容和媒介。
需要注意的是，传播与传承并非相互独立的并行记忆，而是相互沟通、紧密关联的。[6]相较于传播，传承具有难度，传承需要进一步的内化，需要一个具有整体性的“我们”作为传播客体。[7] 这一传播客体需要具有相互联系、具有认同感的结构，需要“我们”中的每一个人共同努力保护知识、价值和技术的延续。对于中华文明而言，传播的关键是扩大受众范围、传承的关键在于基于传播的认同基础增进文化的延续性。传播为传承服务，传播决定传承。这一前提是认同。社会学领域将认同视为一种群体的关系属性，心理学则将认同视为人“自居”的心理认识过程，[8]是一种“我们是谁”的群体考量。传播正是通过增进人民文化认同从而让具有整体性的“我们”共同努力保护传统文化的延续。人是社会性动物，其族群属性和文化定位奠定了人的社会属性，在文化传播促进认同的前提下，传承才能更好地得到落实。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文化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重要位置，引领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动中华文化赓续传承、中华文脉绵延繁盛、中华文明历久弥新。传播决定传承。任何传承都是通过传播完成的，没有传播就没有传承。用传播的方式来解决传承的问题是当代推进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现实途径。新时代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要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对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传播形式，激活其生命力，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9]
近年来，在科技发展高潮迭起的多元社会生态中，新的技术和工具开启了更加广阔的互联网空间，优化了文化传播方式、丰富了文化传播形式、提高了文化传播效率。从大众传播到分众传播到互动传播再到沉浸传播，传播不断适应人们日益增长的个性化需求。线上和线下、虚拟与现实相融合，从平台所塑造的场景转移到真实的生活场景中去，为传统文化的传承提供了新的契机。如何推动新时代传播与传承的互动，有以下思考：
一、立足顶层设计，优化传播格局
文化传播关系到中华文化的传承和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应做好顶层设计，优化中华传统文化传播布局。依托国家战略。深刻认识到“一带一路”在中华文化传播中的价值，依托“一带一路”构建中华文化在沿线国家传播的新格局。利用国际组织。中国在各类国际组织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一些国际组织，如上海合作组织、联合国可持续农业机械化中心、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的总部都设在中国。要重视国际组织在中华文化传播中的作用，利用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影响力，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参与全球文化治理体系变革，开展中华文化传播工作。举办中国文化节活动。中国文化节是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载体，通过政府外交、文化部门间的合作，进一步开展好中国文化节，使中国文化节成为世界认识、了解中华文化的窗口。
二、推动全民参与，拓展传播主体
多方参与、协同发力是中华文化传播力提升的必由之路。应推动全民参与，拓展中华文化传播主体。发挥好企业的作用。深刻认识到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以及大型民营企业在中华文化传播中的作用，依托经贸往来，丰富传播形式。发挥好旅游群体的作用。培育旅游群体的文化传播意识，积极引导旅游群体承担起中华文化传播的职责。发挥好留学生群体的作用。要重视留学生在中华文化传播中的作用，依托留学生联谊会等留学生组织，开展中华文化传播活动。发挥好国际非政府组织的作用。鼓励民间力量创办和参与非政府组织，与国际接轨，在与世界对话中加强合作，传播中华文化。
三、培养专业人才，加强传播研究
开展中华文化传播高端人才的教育，加强创新型、应用型、领军型人才培育。侧重为央企宣传与企业文化部门、驻外涉外人员，民企品牌与企业文化部门，地方政府内宣、外宣、文旅、商务、产业园区进行培训。探索与海外高校合作设立中国文化产业与文化国际传播课程。整合国内外学术力量，通过跨学科、开放式、国际化的联合研究，从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深化文明交流互鉴等视角，开展原创理论、战略政策及应用对策研究，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在“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中研究中华文化基因和历史谱系、积累中华文化传播经验。
四、创新传播内容，提升传播效能
对传统文化内容进行创新与改革，融入更多现代化的信息，在满足人们精神文化需求的同时，使传统文化更加贴合现实，进而为文化的传承与传播提供内在动力。深化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知，把握中华传统文化的多维性，使传播内容能够展现中华传统文化的多彩风貌。注重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中华传统文化并非“故纸堆”，相反，其有着很强的生命力，并在现实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要善于从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角度来选择传播主题，制作传播内容。加强可视化技术在内容制作中的应用。当前，人类社会已经步入视觉文化时代，内容的可视性成为影响传播效果的重要因素。要加强可视化技术，如虚拟现实技术、增强现实技术等在中华传统文化传播中的应用，使传播内容更契合现代人的接受特点。
五、借助信息技术，拓宽传播渠道
借助信息技术，创新中华文化传播渠道。发挥好官网的作用。将官网作为中华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借助数字化资源与信息化传播，突破传统传播渠道的限制。加强新媒体的运用。得益于通信技术的更新迭代与智能终端的高度普及，新媒体逐渐取代传统媒体成为信息传播的主要介质。凭借着庞大的网民群体，我国孕育出一批用户数量巨大的世界级新媒体，如微信、微博、抖音等，不少新媒体在域外也有着很大的影响力。要协同发挥好各类新媒体在中华传统文化传播中的作用，构建线上信息传播平台，拉近传统文化与人们生活的距离，使人民群众可以通过多种不同的途径获取传统文化信息，推动传统文化创新与发展，提升中华文化传播的时效性与辐射性。重视对域外新媒体的运用。域外有许多受众广泛的新媒体，如Twitter（推特）、Facebook（脸书）、Instagram等，要从域外新媒体的定位、用户特征、传播方式等角度出发，加强域外新媒体在中华传统文化传播中的运用，鼓励高校、文化机构、非政府组织在域外注册账号，发布和中华文化相关的内容。
传播决定传承，文化推进文明。新的历史条件下传承传统文化，推进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需做好传播这篇文章，应优化传播格局、拓展传播主体、加强传播研究、提升传播效能、拓宽传播渠道，不断赋予传统文化新的时代内涵和传播形式，延续和发展中华文明。
【注释】
[1][法]雷吉斯·德布雷.媒介学引论[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3:5-7.
[2]新华网.“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N/OL].(2021-11-04)[2023-06-24].http://www.news.cn/2021-11/04/c_1128031858.htm.
[3]李蓉,李军,赵君等.论中国文化统一性的历史渊源[J].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29(02):175-181.
[4]安作璋.中国史简编[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122.[5][美]莱斯利·怀特.文化的科学[M].曹锦清,译.杭州:浙江
人民出版社,1988:2.
[6][法]雷吉斯·德布雷.媒介学引论[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3:14.
[7][法]雷吉斯·德布雷.媒介学引论[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3:13.
[8]丁存霞,苏泽宇.传播与认同: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的关系范式[J].青海社会科学,2018,No.234(06):203-209.
[9]陈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J].中国民族博览,2022(08):20-24.
[10][美]罗伯特·芮德菲尔德.农民社会与文化:人类学对文明的一种诠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